看完《我們一起搖太陽》,我最大的感受是:如果要給導演韓延歸納出他的作者性,那麼“絕症梗+純愛片”的類型公式算是其中之一。
老實說,我并不是對這類題材的電影有天然的抵觸情緒,但正如某一豆瓣網友所說,情感大保健做太久總有煩的時候,太久的話皮都搓沒了。從《第一次》到《滾蛋吧!腫瘤君》再到《送你一朵小紅花》,再再到《我們一起搖太陽》,每一部依次看下來的觀衆,估計都會對“把皮都搓沒了”的心情感同身受。
這些電影被收納進“生命三部曲”名目之下,巧以“關愛特殊群體”、“傳遞正面能量”之名,借助偶像演員、純愛段落的傳播力度,在互聯網上攻略下相當大的受衆範圍。
“生命三部曲”正如它的字面示意,透露出濃郁的人文關懷意味,然而當我們将“生命”一詞換成三部影片共同的題材内核——“癌症”,直白地轉譯為“癌症三部曲”,那麼這個系列創作便顯露出了讓人不适的那一面。這種不适感似乎成了很多人的共識。
在《搖太陽》作為終章在今年春節檔上映後,它并未如期待中那般再創票房神話,反而在同期影片中墊底。要知道,兩年前《送你一朵小紅花》掀起了一波“小紅花”狂潮,被很多人誇贊“切中時代的情感需求”。
為什麼,我們對複制和照搬此前成功經驗的《搖太陽》再也提不起興趣?
純愛不應該被批判但“蠢”應該
正如前面所說,《搖太陽》遵循了“生命三部曲”的既定公式:絕症、愛情、喜劇、親情等元素雜糅,講述了兩個身患病痛的年輕人因相愛而獲得生命能量的故事。
李庚希飾演的淩敏是一名尿毒症患者,為了能夠得到腎源,她在網絡上發布了一則特殊的征婚訊息,從而認識了彭昱暢飾演的呂途。
呂途罹患腫瘤,為了減輕母親的負擔,他決定放棄治療。但為了在自己離世之後有人能照顧母親,他決定響應淩敏的征婚,達成一筆“功利”的交易。
然而,在淩敏反複告訴他征婚隻是一時的emo,不打算繼續這個計劃後,外形邋遢、性格瘋魔的呂途在見到女孩兒一面之後就開始了一系列的跟蹤和騷擾。
可即便如此,淩敏還是傻乎乎地愛上了這樣一個“單純大男孩”,并和他結了婚。這一切,發生得過于突然、沒有說服力,甚至可以說是一次劇作上的“暴力”。
至此,讓淩敏痛苦不堪的尿毒症仿佛從她身上突然消失了一般,情節的重心轉移到她如何勸說呂途接受開顱手術,并最終讓呂途重拾生命意志,獲得了幸福的婚姻。
《小紅花》上映時,就有人指責馬小遠這個女性角色充滿了男導演的荒誕幻想,是為了完成男性主人公成長弧光的工具性角色——她出現在男主角的消沉期,活潑美麗、機智聰明,一心幫助可憐的男主角重建生活的秩序,最後走向死亡。
到了《搖太陽》,第一視角雖然換成了女性,導演還頗花了些心思呈現淩敏飽受尿毒症折磨的身體和生活,但她的設定仍舊是如馬小遠那般無視個人利益一心為愛走鋼索的純愛戰神。
當呂途的開顱手術成功時,這個故事走到了結局,畫面中一顆要升未升的太陽在音樂的造勢下,寓意着兩人的生活迎來希望。而淩敏的尿毒症呢?仿佛已經“痊愈”一般,再未出現在畫面中。
這種性别不平等的設定在純愛的類型框架下總是能隐藏得格外深,因為純愛片是剔除物質、利益、性、階級等因素的情感烏托邦,女主的犧牲或獻祭總會溶解在柔光亮色的浪漫氛圍裡,成為愛情的佐證。
從這一角度來看,“生命三部曲”裡的癌症是一種承擔符号功能的素材,是招攬顧客的一門生意,它真正的内核是絕症題材與不同情節、不同手法配搭後的主題辨認。
本質上來說,《滾蛋吧!腫瘤君》是那幾年廣受歡迎的“白百何小妞電影”,《小紅花》和《搖太陽》則是青春愛情片,再加上高濃度的親情段落提升煽情力度。
既然如此,我們批判韓延“消費癌症病人的苦難”就不算冤枉他了。一部也就夠了,來來去去那幾招還搞出了三件套,不怪有人戲稱他為中國影壇絕無僅有的“絕症派”。
現實主義手法值得鼓勵,但力度不夠
值得一誇的是,這三部電影對現實的刻畫力度是逐漸加深的。
《小紅花》裡展現了普通人面臨癌症時的經濟狀況,還有幾處對中國家庭、社會頗為準确地刻畫:奶奶想買房給孫子籌醫療費、爸爸打二份工增加收入、全家上下集體幫忙、父母與兒女深度的依戀關系等。
《搖太陽》對尿毒症的成因、症狀、治療以及患者的生活境況有很清晰的呈現,演員的外形也盡量貼合了普通人患病後的形象,還将攝影機帶進了醫院治療尿毒症的群體以及為了治病居住的老小區。
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場戲是淩敏接到醫院的腎源匹配通知後,兩人帶着激動和緊張的心情在大雨天奔向醫院,最後卻撲了空。鏡頭帶到了在淩晨時分的醫院外面等待消息的病患們,麻木和空洞的神情刺痛着觀衆的神經,李庚希在此刻也發揮了非常出色的表演,讓這一場戲成為全片最具現實力度的一筆。
遺憾的是,無論是《小紅花》還是《搖太陽》,對現實主義的探索隻是患者們一些表面的困難元素的堆疊。它們雖然合乎現實,也确有必要,但更深層的社會性問題早已被掩埋在感動的淚水中,無法辨認其存在。
要知道,在我們國家,癌症依舊是拖垮普通家庭的大病。落實在現實中,它還牽扯出更加具體的社會問題,包括哪些藥物在醫保的範圍内,醫療資源的不平均,病患者在心理上的摧殘等等問題。
這些問題都是相當棘手的,絕不是靠一朵畫在手背上的“小紅花”或一句“把太陽搖醒”的心靈雞湯就能緩解。
抗癌題材的電影需要雞湯嗎?
顯然,對這個特殊群體來說,“雞湯”産生的撫慰作用一定是有必要的。但是創造一個“平行時空”的奇迹或是一場愛情神話,都隻是創作者單方面向着病患們大喊“樂觀”、“堅強”、“要相信奇迹”之類的輕飄飄的鼓勵。
這很可疑。韓延風格純愛絕症電影的現實價值,到底是普通觀衆借由絕症病人的苦難獲得樂觀情緒,還是确乎對絕症病患有一定的鼓勵作用?我們不得而知。
但有一點值得警惕:通過愛情制造的樂觀情緒,遮蔽了背後的社會政治經濟因素,真有助于我們理解癌症病人的處境嗎?本文首發于【後浪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