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記者：Mauro Donzelli
...在某處我提到了《愛麗絲夢遊仙境》作為本片可能的參照——當然，并不明顯——但也不完全錯。我可能也提到了《一千零一夜》，因為它也包含了很多個故事，盡管是以不同的方式。我的這部電影有兩個主故事，都基于我的真實經曆或身邊的見聞或聽聞。其中一個是關于一個非常疲憊的制作助理，他不得不整日整夜地為了一則廣告拍攝開車到處跑，盡管他反複地請求，卻仍不被允許回家，一直忙碌到他因疲勞駕駛而喪命于一場車禍。第二個故事是我同工傷事故的受害者一起拍攝企業影片時的經曆：公司實際上在努力地将事故隻歸咎于受傷害的工人們，基本上是在耍他們。這些事情停留在了我的腦海裡，讓我在回想時感覺，它們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典型，我們羅馬尼亞人所在的後極權社會的典型。這是一部對叙事非常感興趣的電影，它的結構證明了這種興趣：兩個部分，不同風格，在第一個中與一部更老的羅馬尼亞電影産生了對話。我相信結構，故事的架構，與故事本身同等重要。在這部電影中我嘗試做的，是聯結不同的叙事，類型，幽默種類和美學策略，我希望觀衆能夠從中發現愉悅或驚悚的情緒，或兩者兼備。
你是如何運用過去和現在，黑白和彩色的影像的？
我的想法是将一個生活在後極權資本主義社會的從事司機工作的女性和另一個生活在共産主義獨裁時代的女性的形象對立起來。而Lucian Bratu的Angela Moves on (Angela merge mai departe, 1981)是唯一一部在那個時代有這樣一個角色的電影——電影本身并不是其所在年代的最佳之一，有點像是一部傳統的長片。像Lucian Pintilie或 Mircea Daneliuc 那樣的電影人是以一種更強有力、更明顯的方式具有颠覆性的（他們也是那個年代我最愛的電影人），而Lucian Bratu顯然并不是。但是，更細緻地觀察，我發現這種電影實際上有許多待發現的颠覆成分。例如，盡管這部電影是在布加勒斯特最幹淨的地方拍攝，在一些短暫的時刻間，你可以看見電影中本不該出現的那些東西：等公交車的衣衫褴褛的窮人，排隊領取食物的人們，一些倒塌的牆壁。這些時刻很短：幾秒最多了。但我覺得他們某種程度上像是瓶子裡的信，所以我放慢了這些逃過審查的時刻（或許是審查員放過了它們）來讓如今的觀衆們能夠看到它們并加以分析。這種方式下它們也變得更具有詩意了。同時，建立起來自1981年與今日影像的沖突，是一種誘導觀衆思考表意過程，和思考蒙太奇作為一種分析而不隻是建構的工具的方式。
這部影片是否也在暗示，社交媒體網絡是如何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的？
也許，是的。我對此還沒有想很多。确實，我對社交媒體網絡和影像在其中的流通感興趣。但我主要的想法是用一種主角身上具備的形象化符号，來推測一些影像和現實之間的關系，以及角色的含義。我也用它來制造一些樂趣，甚至一些愚蠢的東西，這是一部帶着愉悅制作的電影。
這也是一部關于制作電影有多麼難的電影，Uwe Boll也在其中有着有趣的出現。
很高興你喜歡它。我想要向一種我并不在做的電影緻敬，向一位足夠頑強，敢于直面針對他的作品的批評巨浪的電影人緻敬。
為什麼選擇了這個标題，Nu aștepta prea mult de la sfârșitul lumii’（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
這是波蘭格言家 Stanisław Jerzy Lec 的一句話，在影片中他的格言也被引用了幾次。嗯，有人說，标題給作品“拉皮條”，那剩下的我就不多解釋，留給觀衆們自己想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