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沉浸在這部劇裡，有點淚流滿面的意思了。寫下文字卻有點不知道從何說起。
令人唏噓的三人關系
就從我最唏噓的三人關系展開吧。陳獨秀和李大钊、胡适是新文化革命的最具代表性的三個人物，他們一開始就抱着覺醒民衆，開啟民智的決心，幾人齊心一定要在新文化革命中大幹一番，而他們也如他們承諾的一般，以筆為刀，給國民蒙昧的思想劃開了一個口子。
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其阻力也就越大，而三人的分歧也在此時愈加明顯，在革命順利之初，其實三人的分歧就已經出現，陳獨秀立下“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戒言，胡适也是抱着專心做學術不碰政治的想法一頭紮入了北大，而李大钊則不同，他一開始便抱着救國救民的思想，主張啟蒙思想的目标就是喚醒民衆，真正改造社會。
在新文化革命順利之時，三人是能求同存異的，兼容并蓄。但是局勢卻不容得他們緩緩，幾人不同的主張已然是要走向實踐，幾人注定分道揚镳。陳獨秀最終看清了當時北洋政府的懦弱，抛棄了“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主張，投入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中，與李大钊共同探索救國救民的全新道路。而胡适緊緊守着自己“實用主義”，堅持着自己的學術之道，至此曾經的新文化革命的三巨頭陣營終于分裂。
其實在那個時局動蕩的年代，不同的人因為不同的立場走上不同的道路，其實是非常正常，胡适并不是不愛國，他隻是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我們作為後人也不能馬後炮地去抨擊胡适的選擇，因為身在其中的人，其實很難去分辨到底哪條路是真正合适的道路。
胡适的問題在于他的局限性，這也是當時很多國人的立場。國人被打怕了，被打懵了，他們忽視了或者根本不相信自身蘊藏的巨大能量，他們把美國當成所謂的救世主。而美國威爾遜作為當時的強國代表提出了十四條原則，對于當時的中國而言，無異于救世主，這樣一包裝，美國的政治模式仿佛成了最完美的摹本，連未來的圖景也一并展現在國人面前。
而當時的俄國在當時不過一個新興的政權罷了，所謂社會主義也還在實踐中，其優越性在當時還沒有展現，所以李大钊和陳獨秀作為我們國家的先鋒，他們最為歌頌的品質應該是勇敢，道阻且長，他們豎起來最為鮮明的主張，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立于當今虎狼雄飼的殘酷世界。
他們長遠的目光才能讓我們有了如今的生活，現在平靜的生活，一個一洗頹容的中國終于屹立在東方。而一切的開端就在那個動亂的年代，一群人種下的一顆種子。
直面慘淡的人生
而三人的分道揚镳并不意味着新文化運動的失敗，更是意味着新文化運動全面開展，三人朝着的大方向是一緻的，實踐的理論不一樣罷了，而除了面對分道揚镳的挫傷，他們要面臨的更是具體而實際的攔路虎——要直面慘淡的人生。
他們本來想作為教育者去讓人們覺醒，但是如同李大钊所說，他們隻是鬧鐘，可以叫醒一批睡得淺的人，更多的人隻有炸彈才能叫醒。作為鬧鐘，他們的聲音的力量是不大的，重要的是堅持，持續不斷地輸出自己的力量，叫醒國人，更多的人醒來化為炸彈，平地一聲炸，從而叫醒更多的人。而作為鬧鐘的悲哀，就在于堅持下去，因為堅持，他們能目睹更多刻進骨子裡的冷漠麻木，這些情景不斷地提醒着他們，個人的力量是多麼有限，他們要面臨的前所未有之變局，稍有不慎就可能就會前功盡棄，國家不過翻個身，然後繼續沉沉睡去。
所以陳獨秀和李大钊知道自己的能量是十分有限的，隻有建黨，去集結一群有共同主張的人們，建立強大的領導核心，他們才能擁有更大的力量，隻有在組織中，直面慘淡人生這一現實不會顯得過于強大，他們可以一起去抵抗現實鋪天蓋地的涼意。
而這殘酷現實有另一殘酷的意味，革命是一項需要投入無數精力的艱巨工作，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大業，這一殘酷的現實，便意味着陳獨秀和李大钊等早期的共産黨人注定了看不到革命勝利的模樣，但是他們依然願意為這樣的熹微的明日去奮鬥，這便是他們作為中國革命先驅的偉大之處。
李大钊在1927年4月28日英勇就義，他最終死于張作霖的軍犯統治之下，他的人生不過才走過38年的光景，但是他的人生确是光明卻有希望的一生，他就像西方神話中的給人類帶來光明火種的普羅米修斯一樣，他給水深火熱的中國人民，帶來了馬克思主義，給中國的革命指明了道路，雖然他本人并沒有看到革命成功的場景，但是你就能說他的人生是遺憾的人生嗎？我覺得是決計不能苟同的。
我們的人生放在曆史的長河裡，無疑都是滄海一粟，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生命都是現在進行時，不可能達到現在完成時，就便意味着我們永遠不太可能完成一項工作，因為這項工作需要一個更宏大的時間背景，我們身為個人都隻能看到曆史的一角而已。
但是真正偉大的人類是意識到了生命的有限性，還是将自己有限的人生投入到無限的解放人類的事業上去，即便有生之年看不到結果，但是依然甘之如饴，就像我看到《四千周》中寫的——我們都如同為大教堂添磚加瓦的中世紀瓦匠，知道自己永遠無法看到大教堂完工，盡管如此，大教堂仍然值得建造。
李大钊這一群偉大的先烈在将生命投入到無限的愛國運動中時，便知道中國的沉疴太重，振興中華這一項偉大的事業一定會花上好幾代人的努力，才可能有希望，但是他們相信他們會是一個偉大的開端，于是有了那些前仆後繼的英烈們，僅僅是為了這個希望。就像季羨林先生曾寫下的一段文字，如果人生真有意義與價值的話，其意義與價值就在于對人類發展的承上啟下，承前啟後的責任感。
我們的人生本來是需要需要意義的，而這份意義不僅僅在于享受優越的物質生活，更應該有更豐滿的精神生活，而這份豐滿要如何才能取得，必是我們将我們的人生放在更廣闊的的尺度之下，才能獲得，我們不僅僅是作為個人而活，而是為了整體的人類命運體而活，不在于我們能做多少，僅僅是多一份同情心和悲憫心，我們便能收獲這一份絕無僅有的精神豐滿。
所謂的真理隻在大炮射程之内
故事前半段是圍繞新文化運動展開，主要展現的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一派與保守的辜鴻銘一派舊文化的鬥争，兩派你來我往，絕難分出勝負，中期，巴黎和會的舉辦成為故事的主要事件，在國家大義面前，新文化與舊文化罕見地站在了同一個戰營，共同對抗軍閥政府，堅決抗議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的合約上簽字。
而其中最為打動我的情節，就是陸征祥、顧維鈞幾人在巴黎和會上斡旋失敗的場景，他們一直努力到了會議召開的前一秒，他們把草拟好的方案呈給了美國、法國、意大利，但是幾國的代表卻推三阻四，他們早就瓜分好了利益，又何來主持正義這一說？
但陸征祥、顧維鈞、王正廷等卻别無他法，他們作為個人，力量太有限了，他們隻能寄希望于幾國代表看了方案，也許在半夜能抽出幾分鐘的時間給他們打個電話，但結果已經是注定了的。
劇集中，他們半夜等在電話邊上，看着牆上的凱旋門，幾人失聲痛哭，他們作為戰勝國代表出席巴黎和會，躊躇滿志，想要收回失地，然後作為英雄凱旋而歸。他們不想要更多的東西，他們隻想要回屬于中國的領土，将不平等條約踩在腳下，但是即便是作為戰勝國，他們依舊沒有得到所謂的尊重，凱旋門成了恥辱柱，将他們幾人狠狠定在了上面。
這個場景也許有戲劇虛構的成分在裡面，但是這一份絕望卻傳達得一絲不差，百多年前的國人應該是多麼的恥辱與絕望，他們滿懷希望派出十餘萬的勞工參加一戰，他們以為戰争的勝利能夠一挽頹勢，結果所有的希望化成那一刻的絕望，而所謂的真理隻在大炮射程之内，作為弱國的代表，他們隻能受欺負，隻能忍氣吞聲，大國冠冕堂皇的所謂和平，不過是嘴上說說的好話。
也因為這一場前所未有的恥辱事件，激起了全國的五四運動，在全國激蕩起一股愛國的思潮，将沉睡中的中國人民叫了起來。
聯想到我們現在，台灣問題一直都還未解決，不久之前，美國的特洛西還敢訪問台灣。種種挑釁也引來了我們中國方面的種種反擊，頭件事情就是進行軍事演習。一個國家的國防政策當然是非常複雜，其中的權衡利弊，我無從得知，我知道的是，我們的國家再不像百年前一樣羸弱，不像百年前那樣，隻能整晚在決定我們命運的列強門口徘徊，把希望寄托于别國之上。
我們現在擁有了強有力的國防能力，海陸空全方位的打擊能力，我們已經有了在國際舞台上發聲的能力，而這些全部都建立在一個基礎上，唯有獨立自主這四字能诠釋這個基礎。人與人之間的道理擴展到更宏觀層面上的國家，也同樣适用，作為人，我們唯有學會獨立，才能有更好的人生，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終究是不現實的，而将國家的希望寄托在列強身上，無異于與虎謀皮。
雖然獨立自主的路艱難了點，我們多災多難的國家在百多年的時間裡一直在摔跤，也曾落進曆史湍急的河流中，苦苦掙紮才從泥淖中爬起來，但是我們沒有其他的道路可以走。如今西歐與日本等一衆國家無不要看美國的臉色行事，究其原因，無外乎因為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曾經的馬歇爾讓歐洲在涉及美國的一衆事件中喪失了話語權。美國對日本在二戰後的援助間接導緻了日本失落的“30”年，其導火線就是美國為了逆轉國内的貿易逆差，強行讓日元貶值（印象中是這樣一個關系）。類似的事件見諸報端并不少見，其原理不外乎利益的交換，想要得到一些東西，必然要付出代價。雖然這種交換，讓歐洲和日本在戰後迅速恢複了元氣，但是其代價隻有當事人（或者說當事國）自己明白。
所以說我們隻能選擇走獨立自主的路線，就像《覺醒年代》中陳獨秀在與俄共代表維經斯見面時，維經斯想和陳獨秀擁抱，但陳獨秀卻隻願意以握手禮相待，因為他知道中國要走馬克思主義道路，隻能依靠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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