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王鵬凱
界面新聞編輯｜李欣媛
在1935年的電影《科學怪人的新娘》中，導演詹姆斯·惠爾續寫了《弗蘭肯斯坦》的結局：人形怪物并沒有死去，而是再次找到博士，要他為自己創造一個新娘。這位新娘直到影片結尾才出現，她一言不發，看着面前想要占有她的怪物，發出一聲尖叫，随後和他一起葬身古堡。
日前上映的電影《暗黑新娘！》（The Bride!）中，這位新娘被真正賦予了生命。導演瑪吉·吉倫哈爾延續這一設想，以被複活的新娘為主角，講述了一場混亂而淩厲的女性覺醒風暴。影片一上映就招緻了評論界兩極分化的反響，有人贊美其為“大膽、美麗、女性主義的驚人之作”，也有人表示完全不明白影片想要表達什麼，甚至稱之為“從業以來看過最糟糕的電影之一”，漫天争論很快将這部影片變成了史上口碑最分裂的《弗蘭肯斯坦》改編。
...随着Incel群體在過去幾年受到關注，這種情感在今天變得更容易被理解——人造生靈某種程度上也寓意着男性脫離兩性關系、實現自我滿足的渴望。在《暗黑新娘！》中，怪物弗蘭克找到科學家，抱怨自己數十年的孤獨生活，請她為自己打造一個愛人，科學家不無嘲諷地說：“我會給你找一個身材火辣的紅發女郎，再給我也找一個帥小夥！”
在過去的文化想象中，從《皮格馬利翁》開始，人造女性總是在創造伊始就被賦予了某個用途，而這一用途又總是由他人的欲望決定。通常我們看到的是，人造男性被塑造為戰士，比如漫威宇宙裡的冬兵，又或是無所不能的怪物。而人造女性則往往成為妻子和物品，她們是完美女性，順從聽話，沒有自我意識，這樣的性化本身就是一種幻象。《可憐的東西》曾在評論界引起巨大争議，其中一種聲音就是，艾瑪·斯通飾演的貝拉具有成熟的身體和孩童般的心智，這正是男性幻想的典型模版。
在重新诠釋科學怪人的小說《人形愛情故事》（Frankissstein）裡，作家珍妮特·溫特森進一步點出這一幻想的最終形态：性愛機器人。她想象了這樣的場景：
我看見無數孤獨的男人走在一條破敗的路上。他們垂着頭，手插在口袋裡，沒有人說話，每個人都在獨行。接下來，沿着這同一條破敗的路，突然有許許多多美麗的姑娘朝這些男人迎上去。這些姑娘不會變老，不會生病。她們永遠隻會說好，從來不會說不。
但現實是，這些人造生靈并不會真的百依百順，這是在過往文藝作品中反複出現的主題：男性科學家試圖創造出一個理想女性，而她拒絕被支配。當被創造的生靈産生了自我意識，比如欲望，或是學會拒絕，她們不再願意被控制，這時會發生什麼？她們往往成為需要被控制或摧毀的對象。
這指向問題的另一層面，即在很多時候，新生命會被定義為脆弱群體，需要創造者家長式的權力與監管。許多改編都可以看到這一趨勢，比如托爾·德羅版的《弗蘭肯斯坦》裡，科學家将怪物鎖上鐵鍊，囚禁在地下室；《可憐的東西》更是如此，貝拉最初被規定不能離開博士的家，與放蕩律師鄧肯私奔後，她也總是要在他的監護下活動，不同“主人”都在擔心她的安危，但實際上，他們更擔心的是她擁有自我意識，進而脫離自己的掌控。
...這揭示出女性創作者對《弗蘭肯斯坦》這一故事的關注角度：造物的目的究竟是什麼？被創造者是怎麼認識自己的？她們試圖将被創造的女性的内心世界置于中心，并提問，她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在《可憐的東西》裡，這被诠釋為一場怪誕的探索之旅，貝拉在這一過程裡發掘自己的各種欲望，比如性欲、食欲，并認識到這些欲望是如何與社會性力量相關聯。在得知做性工作既可以享受性愛，又能掙到錢，貝拉的第一反應是“還有這等好事”，并宣稱她是自己的生産資料。這颠覆了人類社會的許多既有認知，并促使人們思考：特别是在這種自我意識混亂的情境裡，我們要如何看待個體的願望？這是一種自主嗎，誰來定義自主？
與《可憐的東西》相比，《暗黑新娘！》放大了這其中的對抗性。與貝拉的甜美形象不同，“新娘”的外形更接近怪物這一定義，她的金發在電擊後淩亂地炸起，複活時嘔吐的液體在她臉上留下一道黑色墨迹。此外，後者描繪的社會也不是可供自由探索的童話王國，“新娘”出逃後躲進一家夜店，很快就在舞池裡被性騷擾，在反抗強暴時，她和弗蘭克将兩名男子殺害，随即開始一段躲避警方追捕的逃亡之旅。在《暗黑新娘！》中，女性的自我認識與社會層面結構性的權力關系聯系在一起，她正是在不斷的被誤解、被攻擊中意識到，身為女性是一種怎樣的存在，在這裡，“新娘”更像是女性群體的集合象征，而不是單個人物。
...不少觀衆指出這些鏡頭可能帶來的不适，但吉倫哈爾表示，性侵犯的不适感是她創作理念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些令人不安的場景反映了現實生活中性侵犯的嚴重性，這是我們所處文化的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我強烈認為（影片中的）性暴力必須野蠻、真實，因為如果你輕描淡寫地掩蓋它，就無法令人感到它的殘忍。”在這個意義上，她用直面割舌的鏡頭回應了朱迪斯·巴特勒所說的“可哀悼性”（grievability）——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成為可哀悼的生命，哀悼的區别對待無形中維持了一種排他性的社會秩序和人類概念。
這種情感凝結為标題裡的感歎号。有評論因此形容《暗黑新娘！》是一部“由憤怒穿透的女性主義童話故事”。在接受采訪時，吉倫哈爾進一步解釋：“如果你是艾達或瑪麗·雪萊，又或是世界上許多長期被壓抑、被噤聲、無法表達自己真正想說或必須說之事的女性，就像一直用手按住一座間歇泉，當它終于噴發時，必然會産生格外劇烈的能量。或許這是感歎号的來源。”
面對暴力，吉倫哈爾不隻是在呈現所謂的脆弱個體，而是用一種輕巧而有力的方式予以回應。影片貫穿始終的是一句引自梅爾維爾小說《書記員巴特比》的台詞：I would prefer not to（我甯願不）。在不同場景，面對男性的無理要求乃至侵犯時，“新娘”都會說出這句話，或是踐行它，例如在影院裡，當前排的女人被男友強制親熱時，“新娘”選擇上前阻攔，并告知男人“她不願意”。這無形中呼應了當下所處的後反性騷擾運動時代，在女性表達共同的受害者身份之外，“說不”（no means no）也可以成為一種共享的身份認同和社會意識。
此外，影片也指向了複仇的可能性。在過去，人們更容易接受的是男性為受害的女性與人搏鬥乃至複仇，而不是女性自身的暴力行為。影片中，“新娘”無意中引起了一場社會運動，許多女性開始模仿她的造型，走上街頭抗議長期遭受的不公待遇，口中喊着“新娘”制造的、象征着觀念變革的口号：brain attack（頭腦攻擊）。甚至在片尾，吉倫哈爾還設計了一場女性割掉黑社會老大舌頭的畫面。
《暗黑新娘！》劇照
當然，吉倫哈爾強調，這部電影想給出的答案并不是暴力複仇，而是相反——憤怒之下同樣還有脆弱，以及被傾聽的需要和渴望。有觀衆指出，隻有當影片中的女性舉起槍，人們才會傾聽她講話。這讓人想到陳思安在小說《穿行》裡的思考：“女人經常隻有在被人命名為‘瘋狂’後才得以說出刺人的真相，又或者正相反，正因為說出了刺人的真相，立刻會被命名為‘瘋狂’。”
回過頭來看，新娘能否掌握自己的命運？就像《可憐的東西》曾引起的争論那樣，這樣的女性解放是否是一種新的幻想？我們或許還沒有等到答案，但兩百年來，沒有人想到要問新娘這樣的問題，今天這一問題終于被提出，并搬上大銀幕，這本身也是一種回答。
參考材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6/02/28/magazine/maggie-gyllenhaal-interview.html
https://ew.com/maggie-gyllenhaal-defends-sexual-violence-the-bride-11920734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the-front-row/the-bride-exclaims-and-never-ex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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