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多个地区相继因物价上涨、过渡剥削而爆发起义行动。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屠杀。
从6月1日起将肉类、肉制品的零售价格平均上调30%， 动物油的零售价格平均上调25%。涨价消息于6月1日向全民广播时，引发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市电力机车制造厂工人的不满，他们于上午开始罢工,到厂部解决生活问题未果。第二日，约8000名群众汇集到市委大楼前再度请愿，政府派出军队向群众开火。事件造成23人死亡，87人受伤，死伤者大部分是18-25岁的青年。（Трудов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ССР. 19З0- 1991. С.ЗЗ7, ЗЗ8.）
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的影片《亲爱的同志》，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创作的。当时的新切尔卡斯克除了基本物价上涨，工资水平持续低迷之外，还存在着许多整个苏联普遍面临的问题。工人生活条件比之斯大林时代全面恶化，基本工资平均下调约三分之一，而绝大部分的工人家庭没有住房保障，甚至需要把相当一部分（20%-35%）的工资用于房租。工人处境的雪上加霜造成苏维埃政府民生矛盾持续扩大化，6月1日的食品必需品价格上涨，正是压垮工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可以看到，康查洛夫斯基几乎在影片叙事层面摒弃了隐喻和反讽等叙事技巧，采用4：3画幅、黑白胶片来贴近事件本身的基调，近乎白描的镜头从一名市政中层女干部柳达切入，具体而微地展现了后斯大林时代整个苏联的社会矛盾。柳达的干部社会身份和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她个人身上苏维埃战士的勇敢无私，和作为人的个体性之间的二元冲突贯穿了影片始终。她的心态，也与许多曾经苏联时代人不谋而合——他们既热爱苏维埃，又不完全爱苏维埃。
柳达所处的三代单亲家庭构建了苏联从一战后、卫国战争时期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单元模型。外公的壮年时期正值20世纪20年代，支持沙皇的哥萨克人依靠强大的军事能力和战争素质掀起叛乱，并一度将苏联红/军赶出顿河流域，苏联于是实施暴力清除哥萨克的激进政策，顿河流域的哥萨克民族主体在战争中遭受巨大冲击，人口锐减、财产和土地被没收、传统文化消亡，苏联的草创就是建立在暴力屠杀的基础上的。外公的侄女就是在这个时候遭到强奸并被杀害的。然而，他的下一代柳达，却成长为一名义无反顾的苏维埃战士，她在卫国战争时期担任护士，和一名已婚士兵媾和，又在他阵亡后剩下遗腹子。她的壮年奉献给Communism，即使她搞婚外情、行使配给特权、支持镇压起义，她也是卫国战争期间的英雄。然而，在一个连斯大林都在死后被披露负面秘闻被清算的时代背景下，柳达的所为怎会不具有普遍性呢？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柳达像极了四五十年代的苏联社会，——她既忠诚于信仰，又理所应当地行使特权；她爱她参加起义的女儿，又主张暴力镇压起义行动；既拥护苏维埃，又不遗余力地提出有损苏维埃的决定。一如她所处的苏联本身——既是工农庇护者，又是压迫的来源；既光辉伟大，又阴私可鄙；既令人怀念称颂，又被人遗弃唾骂。
成长于60年代的女儿没有经历过波澜壮阔的卫国战争，也不曾受益于列宁、斯大林的政策，在赫鲁晓夫时代，生存环境逐渐逼仄，女儿分所当为地成为一名具有反抗精神的工人，祖孙三代的的不同经历，不同阵营造就了他们之间迥异的倾向，也是苏维埃政权多面性的侧写。
起义发生之初，柳达坚定不移地支持严惩暴乱者，到她自己的女儿也受到起义波及，她的苏维埃信仰随着在厕所一句“上帝！”的痛呼被瓦解，东正教悄无声息地取代了苏维埃，但随后她和克格勃朋友去寻找女儿尸体，得知女儿死讯后唱的依然是苏联军歌，夺走她女儿的苏联此时更像一支安慰剂，柳达被异化为苏联政权下模糊个人情感欲求的符号，她被迫投身于斯德哥尔摩情结，只有把身心都奉献给苏维埃，告诉自己为了信仰所做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她才能够麻痹自己，消化掉血腥镇压革命的极端恶果。
柳达使观众不禁想起《再见，列宁》中对苏维埃一片赤诚的母亲，最后和列宁雕像的诀别，是多么令人动容。同样的母亲形象，同样热切地拥护布尔什维克，然而，正好相反的是，《亲爱的同志》批判地展现了信仰并非铁板一块，苏维埃在光辉伟大背后龌龊的一面。那个唱着军歌向斯大林致敬的母亲，和《再见列宁》中因为信仰而活下去的母亲，又是多么不同。
可惜的是，结尾女儿回归的情节安排削弱了前面的铺垫，且和整部电影基调并不匹配，正因为最后结局的戏剧性转折，政治申诉变成反叛的寓言，女主人公坚持了信仰，所以女儿才会失而复得，蒙太奇叙事虽然没有直白地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很显然，在康查洛夫斯基的镜头语言下，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的因果联结。那么，观众所能感受到的，对极权政治的干犯和痛恨，似乎变成了一种多管闲事——“看啊，连失去女儿的人都坚持信仰，所以她的女儿才失而复得，他们真是可敬的一家！”
好在康查洛夫斯基没有执着于给苏维埃的幽灵招魂，担任过《伊万的童年》编剧的老人几十年来始终把人性抒写和反思放在主旋律叙事之前，我们能够从电影的细节中获知，屠杀其实并非事件的终结，而只是开始。事实上，在镇压后的清算中，遇难者家属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十数名参与起义的人员被处以死刑。
苏联政府对其错误定性，将‘群众自发性的请愿运动’判定为‘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组织的土匪行动’，从而将事件的主要矛盾由‘人民对政府的问责’转化为‘中央及人民大众对流氓分子的惩治’。通过这种移花接木之术，政府回避了关键问题，掩盖了自已经济政策的失败。而在武力镇压运动之后，政府同样没有认真反省导致骚乱的根源，相反，它充分肯定了自己的镇压方针，还加大了对社会的管控力度， 继续采用高压手段。（《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定性及其对苏联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