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一个西方文化概念，这个名词对于中国来说是引进的概念。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关于文人的说法，在如今大多数汉英翻译中会把知识分子翻译Intellectual，但是西方对于“intellectual的”概念和我们中文所对应的“知识分子”在认知概念上有一定差别。

首先 Intellectual这个词指不是我们俗称“受过教育的人”也不是《现代汉语词典》中讲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如科学家，教师，工程师等等，在今天因为很多原因使得 Intellectual这个概念被滥用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是intellectual或者说是否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是否要看她/他学识渊博，见解深邃以外。更要看重他是否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和使命感以及是否具有批判意识和时刻保持冷静克制的与大众保持疏离的状态，时刻保持警惕敢于与权力抗争，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 Intellectual这个概念是流动的。它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头衔，当一个有学识的人疲倦于或者说胆怯于某种权利沉溺于某种状态支中的时候。拒绝发声或拒绝思考的时候，那么 Intellectual这个头衔就离他远去了。

再提到西方文化 Intellectual这个概念的时候通常会找到两个源头，一个是19世纪60年代左右的俄国。另一个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法国，在这里我就不去深究古希腊的先贤们在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身份属性了。我姑且把对于intellectual这个概念的讨论时间范围限定在现代以来，源头之一来源于俄国。在当时出现了一批由沙俄到西欧去学习然后回国的青年贵族，他们了解到了近代以来的西欧科学文化思想概念社会制度这种方式。当这些青年贵族和国以后，他们深深感受到俄罗斯社会文化和社会现状的落后。因而产生了一种对现行制度的疏离感和反叛意义。这样一批在当时具有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具有反叛精神，尤其是具有强烈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被鲁迅在《三间集》中音译为“印贴力更追亚”（Intellectual）也就是我们说的知识阶层。来源之二的法国的intellectual的概念与两部电影《左拉传》《我控诉》的内容著名的德雷尼斯案件有关，犹太血统的德雷福斯上尉因为间谍罪被判处监禁。流放到了人迹罕至的恶魔岛，1898年法国作家左拉在巴黎《晨光报》上发表了写给当时法国总统《我控诉》文章。次日该报纸又跟进了一篇由多名知识分子签名的宣言书以示抗议为德雷福斯辩护，在这个抗议书上签名的都是当时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后来这批为社会正义辩护为当时所谓“丑恶的犹太人”辩护的人们。就被当时敌对的蔑视者称之为Intellectual，因此从法国的源头来看Intellectual这个词起初是充满了贬义的。

在今天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对intellectual这个概念的模糊，但是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这个词的源头里都有对于反思的现状与批判现实的内涵。再回到中国来看 Intellectual与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的区别，根据《现代汉语字典》的解释对于知识分子的划分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关于智力的讨论上。定义知识分子这个词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在中文这个定义范畴内我们不仅看不到俄国或法国对 Intellectual的核心诠释，我们也看不到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列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历史上扮演的重要社会角色。只剩下了一个文化和脑力的躯壳，我们今天对知识分子有如此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背后的原因与众多复杂的因素有关就不在此过多提及了。

那么我们中国是否缺乏真正意义上历Intellectual，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知道像鲁迅先生那般执笔为枪充满社会责任和批判精神的真正知识分子完全起到了西方intellectual中的作用。而在如今的中国很大程度上知识分子的概念完全被割裂了，并且因为半个世纪以来人们的说话习惯。早已把知识分子和 Intellectual混为一谈了。

知识分子写作并非从佐拉开始的，但是谈论知识分子不妨从左拉开偏。名词Intellectual的确立佐拉功不可没，佐拉是法国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的一生经历了法国不同的历史阶段，7月王朝，二月革命，法兰西第2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法兰西第3共和国以及大大小小殖民战争等等。当时佐拉生活的年代是一个进化论，功利主义，共产思想主义，民主革命，印象派，心理科学的时代，世界面临着最大的转型。人们的生活与日常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经由摄影术的发明，绘画被迫转型印象派横空出世。佐拉与“现代绘画之父”赛尚是很好的朋友，同时在文学方面佐拉与当时很多作家构成了今天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马拉美，纪德，波德莱尔这些标准的现代主义者是和佐拉同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左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融入了19世纪下半叶的现代主义这个光辉无比的圈子，这个圈子里充满了早期的现代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又有真正的现代主义者。早期的现代主义者们包含了丹纳，雨果，巴尔扎克，后者现代主义者有波德莱尔，马拉美和意象派的画家。在当时印象派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时候，佐拉化名克洛德为马奈的《吹笛少年》辩护。高度赞扬马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画家，而历史也证明了佐拉的眼光。而使得佐拉的眼光得以在百年后得到验证的在当时佐拉盛行着的现实主义的夹缝中寻得一点点关于自然主义的土壤，正是这一点点的土壤让马奈和佐拉都不约而同的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而真正让佐拉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是德雷福斯事件，因为这个事件法国吸引了当时整个欧洲的目光甚至因为这个事件为欧洲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政治遗产。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德雷福斯事件很快把法国分成了支持和反对两个阵营。形成了以德雷弗斯事件为由的社会大论战，在知识分子对里面就是保守势力的天主教会和第3共和国的右派们。在这次论战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代表，其中最为杰出的就是佐拉。佐拉在对待当时整个欧洲弥漫的反犹情绪尽可能的保持冷静与克制，这与我前面说到的intellectual具有批判意识冷静的与大众保持疏离的状态，时刻保持警惕是一致的。在面对德雷福斯案件佐拉并没有果断的不加思索地介入其中，而是在德雷福斯众多好友的请求下并当证据真正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开始动笔。起先是出版了两版小册子以示声讨，后来他写了一封信致共和国总统的信刊发在了《晨光报》上被命名为《我控诉》。在这篇文章里佐拉详细的揭露了整个事件将德雷弗斯犹太人置于一个受难者的位置，大量的语气强硬的以控诉某某某为开头的话语为德雷福斯发声。毫无畏惧的控诉政府与军队的腐败堕落，因此佐拉被送上了法庭。在法庭上面他慷慨激昂的为正义与自由辩护无畏对抗政府法庭教会以及保守势力，这种以批判的眼光观察社会并以极大的同情心帮助受害者的行为。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知识分子情怀，至此，知识分子开始一种以清晰的自我意识在社会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位置。

而佐拉在这个意义的层面上来说是历史上第1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作家契科夫由此说道：“一个崭新的更好的佐拉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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