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阿基·考里斯马基（以下简称阿基）是当代芬兰最著名的电影导演。自1980年代初登影坛至今，他的作品体现出一以贯之的鲜明作者性。钟情于底层小人物的故事，低密度但深具幽默感的对白，低调子打光、舞台剧式布景等场面调度因素，以及对乐队演出场景的偏好——其影片将引人入胜的内容与强烈的形式风格高度统一，得到了全世界电影人的赞誉，也收获了无数影迷的热爱。
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阿基的作者性不仅体现在主题、故事内核与形式风格的相似性和承续性，更埋伏在其作品所蕴藏着的贯穿性的多方面文化内涵之中，譬如对芬兰乃至整个西方历史文化的审视，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反思，对现当代哲学思潮和艺术潮流的解构和挪用，等等。而最易引发观众共鸣的，大概莫过于他在创作中一直秉持的人道主义立场。
...于2002年上映的《没有过去的男人》被认为是阿基的集大成之作，斩获了当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并提名次年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要研究阿基作品的文化内涵，该片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样本。本文将主要从剧作文本入手，透视和探析该片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
正文一，小人物的故事：视角的人道主义
《没有过去的男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不具名的男人（片尾字幕中称之为“M”）于深夜时分乘坐火车抵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当他在火车站旁边的公园小憩时，遭到一伙歹徒的无故袭击。他几乎丢掉了性命，却奇迹般地“死”而复生。然而，M从此失去了关于自己身份和过往经历的全部记忆，他流落到赫尔辛基一处港口边的集装箱村落，那里聚集着许多流浪汉、失业者和社会底层民众。尽管官方机构都对他相当冷漠和怀疑，但在一个又一个萍水相逢之人的救助下，M在废弃集装箱中安了家，找到了工作，发展着摇滚乐队经理人的副业，并且和伊尔玛——一位在民间福利救济社工作的女子坠入了爱河。正当一切逐渐向好之际，M阴差阳错地卷入一宗抢劫案件，调查此案的警察找到了他原本的妻子。M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获知了自己的身份、了解了自己的前史。他最终还是决定与过去告别。他返回赫尔辛基，同伊尔玛开始新的生活。
...作为一种人文思想的人道主义，源自14-16世纪盛行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尽管经过不断的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已显著泛化，但其最本质的特征仍未改变：它强调人的价值，特别是关心最基本的人的生命和生存状况；它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权利，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尊重和关怀。
可以说，在《没有过去的男人》的多重文化图谱中，人道主义乃是一种基调和底色。这首先应归因于影片所选取的独特视角。
阿基的电影历来聚焦于小人物，尤其是社会地位较低、生活困顿暗淡的群体。本片亦不例外——M本是一位来自小城镇的电焊工，在被袭击后丧失了财物和记忆，成为了赫尔辛基许多无业流浪者中的一员；在他后来寄居的集装箱村落里，更遍地是承受着贫苦、不幸和沉沦的边缘人：煤场守夜人一家，垃圾箱住客，乞丐，残疾者，甚至包括那个貌似作威作福的警卫安蒂拉。M的女友伊尔玛虽是福利救济社职员，但条件简陋的单身宿舍、朴素得近乎寒酸的衣着打扮，也无疑道出她的清贫和失意。而银行抢劫案则借由“替破产工厂主向工人们发还薪资”的桥段，通过M的所见所感，在益发广阔的的社会层面上，准全景式地展现了芬兰底层民众的现实苦难。
《没有过去的男人》为观众描绘的，正是这样一幅底层人的群像。在社会权力结构中，他们总是经受着遗忘、轻蔑、曲解和侮辱，同时又极端缺乏被看见或被听见的机会与渠道。至于所谓的主流电影，无论是作为产业还是作为文化场域，都普遍受制于商品及货币拜物教的统摄，此类群体则由于不被作为目标消费者和话语参与者，往往要么索性不“在场”，要么便是被草率刻画的“边角料“角色。
而讽刺与不合理之处即在于，即便如芬兰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这样的人群也占到相当的比例。他们不应被忽视和薄待，他们应当被归还社会文化语境中本应属于他们的更主动的姿态，而不是日复一日陷于失语的境地。影视作品对于他们的表现，不应是一种完成任务或点到即止式的馈赠和点缀，而应当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主体，以艺术的真实描摹他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境遇。
...在此意义上，当阿基将这一群体作为构成影片的绝对主体，以诚实的笔调讲述其喜怒哀乐、进退起伏，点染其道德的高尚或缺陷之处；当他将镜头对准这样“沉默的大多数”，深切地关心着他们的现实生活与伦理追求，及由之所映现出的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无疑意味着创作之原点便带着浓浓的人道主义精神。
事实上，与其说阿基在《没有过去的男人》中采取了人道主义的视角，毋宁说这是一种视角的人道主义。两下的分野在于，前者只是讲述一个故事时所选择的角度与切入点，是众多的选项之一，是方法论层面的；而后者却指称着创作者的立场、原则与根本倾向，是非此不可的，是世界观层面的。将该片置于导演整个作品序列中去考察，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视角的人道主义，乃是阿基创作观念的核心和固有因素。
二、“在地球上我们要相互帮助”：朴素的人道主义
《没有过去的男人》的故事是浅近明了的，其主题也不可不谓清晰直白，完全可用片中伊尔玛对M的所讲的一句话加以概括。
影片约1/3处，M应伊尔玛之约来到她工作的隶属于福利救济社的二手服装店，在赠予M衣物前，伊尔玛说道，“上帝只恩赐上天堂的人，但是在地球是我们要相互帮助。”
的确，本片所反复强调并着意推崇的，正是这样一种“人与人应相互帮助”的道德理念。考虑到故事的语境，更准确的表述或许是，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应该友爱相处、团结互助。这里实则隐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底层人需要互爱互助，这有利于改善他们在这个并不公平的社会中的境况，替他们争取到尊严、地位和价值；二是，底层人具备互爱互助的人格基础，正如阿基素来在作品中所刻画的那样，他们拥有善良、温厚、宽容、慷慨、诚义等种种美德，而这些美德在一个拜物逐利的社会中，尤其是对于被异化了的上流阶级和中产阶级而言，则已日益消亡——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
...我们不妨从剧作情节层面来作一番扫视：如果说故事之初，将受伤的M送去医院，这一施救行为仍部分地归因于车站巡逻员的分内职责，那么其后主角所得到的一系列救助，则纯然是不计回报的善举。当M瘫倒在港口的乱石杂草间，两个孩子没有冷漠以待避之不及，希泽夫妇也不曾对这个浑身缠满绷带、身份不明的可疑分子有过多猜疑和防备，而是将他接回家中，悉心照料直至痊愈——在这一家人愉快乐观的生活态度背后，实是贫苦惨淡的现实：寄居在废弃集装箱里，灶台是用石块搭建的，洗澡的热水需要孩子人工倾倒，丈夫在煤场守夜的微薄薪水是唯一的生计来源。然而，对于受惠被恩的M，一家人从未诉求任何回报，除了丈夫曾孩子气地向他索要半只自种的土豆之外。
在M租下属于自己的集装箱后，一位素昧平生的电工赶来帮他接通电路，又替他修好一台废旧唱片机。当他问，“我欠你什么吗？”对方只是淡淡地回答，“如果你看到我在贫民区脑袋朝下，帮我把自己翻过来。”
当身无分文的M踏入一家小餐吧，讨要了一杯免费的热水，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携带的一枚茶包丢入其中，聊以充饥解渴时，目睹了这一切的服务员并没有讥讽或驱赶，反而“伙同”厨师赠给他一顿免费的午饭，还热心地询问他“要不要牛奶”。
伊尔玛试图为M在二手服装店找到一份工作，面对主管，她给出的理由是，“有个可怜的人在外面，我想我们应该帮帮他。”而主管竟亦不疑有他，立即爽快地答应下来，“好吧，叫他进来。”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在片中绝非孤立偶然的情节，而是反复出现、环环相扣的行为链条，因此便在文本上获得了一种象征意味：一个被暴力羞辱、一无所有、连身份都失去了的人，正是凭借着这样一份份自然生发的、不计酬报的帮助，得以重建他存活于世的信心、重新找寻到他生命的价值，并以自己的方式——无论是领导福利救济社乐队改革，还是结尾处勇敢斥退歹徒的侵袭——来守护和回报这种美好而温情的民间伦理。
...这种对完整、美好人格的肯定和赞扬，对博爱、互助、非精致利己的社会伦理的推许与呼唤，对于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追求，无疑是本片最显性的人道主义因素。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本片所展现的人类友爱互助图景是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的。然而，由于故事与芬兰人单纯粗率的民族性格相适，与阿基惯用的轻微漫画式创作风格及讽刺手法相谐，我们并不感到突兀或不可信。不妨说，阿基在这里所秉持的是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这份朴素造就了一种近乎寓言的表意特征。的也正因为其朴素，其寓言性，其不必将过多复杂的现实枝蔓牵扯在内，才恰恰形成了独特的形式风格，也更具备了感动和抚慰人心的力量。
三、“这个国家只在乎这些事”：芬兰政治经济语境中的人道主义
显而易见，在剧作上，《没有过去的男人》多采取对比的方法，以非人道来反衬和凸显人道。例如，影片开头处歹徒团伙以残酷的暴力袭击M，不仅抢夺其财物，更对其进行人格上的嘲弄和羞辱，其强烈的非人道性自不待言。当M流落港口，一名行人睹其惨状，非但不施以援手，反而偷走了他的鞋子。这些行为无疑与希泽一家对他的救助和照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M前往失业人口服务站寻求帮助，这个原本应该带给人希望的政府机构，其官员却毫不掩饰猜疑和冷漠，甚至于出言谩骂，嘲讽他是在作秀表演，“建议”他“可以上街贩毒”。而银行作为资本的代称，其柜员面对前来办理业务的M，亦多少流露出“先敬罗衣后敬人”式的冷淡与不耐烦——有趣的是，我们从其后的情节中得知，这位柜员本身也将面临失业，因为“银行被卖给了朝鲜”。作为一个闭塞而极权的国家，朝鲜在此处显然也是对非人道的一种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提喻。
...更隐晦的非人道则体现在M在议定工作时，同港口货仓负责人的对话中，后者表示她不在乎M姓甚名谁、来自何处，“只关心我能退多少税，和得到多少养老金”，因为“这个国家只在乎这些事”。
“这个国家只在乎这些事。”——当这句话出现时，我们就绝不应再把影片当作一个讲述可怜人互爱互助最终得到救赎的烂俗都市童话，它已经以一种严肃的姿态抽出了那把宝剑，用以刺破貌似平静有序的社会假象，对国家政治经济结构中的非正义与不合理进行了辛辣而尖锐的揭露和讽谏。其语气是轻描淡写的，其潜台词却是掷地有声的，即：这个国家只在乎这些，不在乎你们；只在乎钱（权），不在乎人；而你们的困苦与不幸，正是这一单选题所造成的道德沉沦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将暴力分子、政府机构、资本家等列为非人道的典型形象，饱含着阿基对芬兰社会治理的忧思，对步入晚期资本主义、尤其是奉行新自由主义后芬兰社会极化程度显著加剧的不满，对与此相伴的社会生活中结构性的趋利主义的批评，对前现代芬兰乡土式或半乡土式的和谐而更具人情味的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的怀恋。
...必须看到，在相关情节段落里，弥漫于国家权力机关、上层社会中冷漠、自私、利己的价值观念不仅仅被作为比照的对象，来反衬以集装箱村落和福利救济社为代表的，底层的或曰民间的博爱、互助、尊严的人道主义精神。更深层在于，阿基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指出，一方面，这种人道主义的式微，源自于芬兰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结构中的非人道逻辑的排挤与压抑；另一方面，这种人道主义需要被抢救、坚持和壮大，因为它应当且能够成为对抗所谓主流价值的力量，任何认同和奉行它的人都将得到救赎，社会的弊病也将由此得以医治。
因而，阿基于《没有过去的男人》——或许也包括他创作序列里绝大多数作品——中所展露的人道主义，不是悬浮的，而必须置于具体的历史的政治经济语境中来看待。
结语
经由正文中的分析与论述，可以看出，作为一名作者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在《没有过去的男人》中所传达的人道主义精神，至少能够从三个方面来读解。
首先，是介入故事的视角和姿态上的人道主义。他以一个堪称庞大但在社会日常及主流文艺表达中惯被忽视的所谓“边缘人群”“底层群众”为叙事的绝对主体，将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现实与愿景作为故事的血肉，强烈地关注着他们的生命、尊严与价值，实现了这个群体以银幕为媒介同观者之间的平等的交流，从而使人道主义成为整部影片的底色与基调。
...其次，他将人与人互爱互助的行为贯彻于故事情节始终，使之在剧作文本中呈现为一种不断复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母题，“人与人应互爱互助以获得救赎”遂成为影片的核心主旨，寄托着阿基对于和谐、温情、非精致利己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呼唤与追求。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有着强大感召力的朴素的人道主义。
此外，影片中的人道主义在显性文本中式朴素的、单纯的，但考虑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它在潜文本中却是相当复杂的，须代入芬兰的晚期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代入芬兰的社会极化现实及其国家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消极影响之中，才能能够得到更历史的、更具体的、更全面的把握和理解。（完）
参考书目：
《The Cinema of Aki Kaurismäki: Contrarian Stories》，Andrew Nestingen
《“Our Aki”: The Auteurial-national Nexus and Aki Kaurismäki’s Finland Trilogy》，Sanna Peden
《阿基·考里斯马基：冷峻下的温暖与力量》，张冲
《阿基·考里斯马基电影研究》，李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