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永远不可能再梦到一个作为主体存在的妻子来,正如柯南伯格不可能在《裹尸布》中拍出一个有主体性的妻子角色——这正是死亡的意义所在,主体终结了;留下的是一个“作者已死”的客体,任人诠释,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上来评几句。而越是爱恋那存在过却已离去的人,就越不能点到为止,客体的形象就越不由那思念的主体的意愿形塑,反而是由思念的主体感受到的焦虑和恐惧所形塑;它会蚕食主体,迫使主体把逝者曾经稳固的形象也一并扭曲掉,让本来清晰的爱笼罩上不断扩张的猜疑,终令主体感到难以承受,故作决绝地说出“我已经不想要她了”这样违逆本心的话,也不过是对这侵略性的客体其实微不足道的抵抗。思念者只有学会与它共存。电影里两个与主角发生性关系的对象,都分别拥有亡妻的某样特征,性格或是身体,但没有一位是完全的,这些残缺的形象,连同结尾处韩国女人的变形,会追随他到坟墓底下,补完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