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不要抬头》视作一个民粹主义视觉运作的典例，尽管，它好像对“民粹主义现象”极尽嘲讽之能事，但实际上它堆砌的各类桥段，如迟钝的国家机器、愚蠢的政客、自命不凡的商人、无力的理想主义科学家、娱乐工业的弄潮儿，乃至虔诚的嬉皮、极易被煽动的民众，无不是以更加精妙的民粹主义方式呈现了人们所期待的那个“美国现实”。一部分人看完此片后，肯定会有如下感想：“瞧，这就是如今的美国，一个蝇营狗苟、遍布谎言的国家。”一如看完亚当·迈凯前几部作品后的反应：瞧，这就是迪克·切尼，或者，这就是次贷危机（当然，我挺喜欢后者）。
并非是说这样的方式不能呈现（或者批判）某些真实的东西，但它的狡猾之处也在于此。透过影像，透过精心挑选和设计的情节，它使你安逸地理解了全部的政治与文化编码，让每一个细节都清楚地显示它要讽喻的对象；它看似在引导你思考，但其实它已经替你完成了全部的思考。观众所需做的，就是尽情设想这些影像人物的现实对应物们如何背离了他们自我维持的形象——一个特朗普式的希拉里、一个迪卡普里奥式的安东尼·福奇（可能刚从《华尔街之狼》片场跑过来）、一个“埃隆 · 乔布斯 · 库克 · 马斯克”，以及其余堆叠起来的“元素人物”。
于是，在“现实”与“影像”之间，一种很讽刺的拟仿关系出现了。电影用拟仿的方式“揭示了”那些光鲜外表之下种种滑稽而不堪的内幕，以及全民的命运是如何被一小撮唯利是图的中年病患者所操纵的。但事实上，这一“事实”早已存在于观众的头脑之中，早已通过互联网各种以讹传讹的阴谋论和故作高明的杠精运作，在人们的头脑里形成了一整套拟仿的编码。整个电影只是借用了这一点。因此，它并未揭露任何东西，它只是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东西。它令人们更加坚信：世界末日或许真的快要到来（无非到底是叫它“灭世危机”还是“气候变化”或“人口爆炸”），但who cares，别信“那帮人”光鲜亮丽的嘴就对了。至于民众应当相信谁，福奇还是上帝？——亚当 · 麦凯对此只是两手一摊。
“不要相信”——通过拔高观众的这一信念，这部电影成就了自己的娱乐性和反叛噱头，尤其当啃噬了女总统（或许应该叫她“特拉里”或“希朗普”？）的异星生物被里朗斯饰演的“埃乔库马”命名为“Bronteroc”时，甚至一种反现代性的“伪造物感”也油然而生。毕竟“Bronteroc”虽然早就被“大数据”所预知和编码，但事实上它是完全后设而失效的；同理，男主Mindy博士也并未按“预设”那般在孤独中死去，毋宁说，他和家人反倒在谅解中迎来了时间的停滞（电影很细致地把这一刻处理为定格），一种内在时间的永恒，进而消极地避开灭世天灾。因此，虽然这么说很俗套，但似乎也只有人们之间真切的关系与情感表达能够抵挡灾难，毕竟整个影片都力图说明流动现代性方案的虚伪和失能。
但是，这种后现代的、民粹主义式的拟仿，是否有可能潜藏着更大的虚伪与失能呢？或许，当我们通过电影强化了脑内编码的具象感时，可能同时也放弃了追寻外部世界的实在感。这种拟仿的运作机要并非在于欺骗，而在于我们就算知道这是电影，是虚构的，但我们仍然不自觉地把它作为理解外部世界的方案。因为说到底，电影并未激发人们对世界建立更加稳固的信任感，它充其量只是号召人们回到更加自我的个人信念中去。
可问题便在于，即便不通过这部片子，我们也早就如是做着了。正如“不要抬头”这道施事命令，本来也就没有任何效果——谁听了这句话之后会真的不往上看呢？但是另一方面，孤独而悲哀的我们又总是需要依赖着一套方案，一套信念，一套编码。我们一面欢快地质疑政客们提供的编码，自鸣清醒地举起阴谋论的大旗，但另一面又滑入整个社会编织的更大的拟仿之中。
这一点其实可以拿近期另一部风口浪尖的电影举例。当“吊角眼”作为一种“丑化的拟仿”（恶毒的现实）被我们否认时，我们其实已经潜在地认同了反抗这套拟仿编码才能呈现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时，另一套拟仿的编码，符合中国人特定形象期待的编码，就出现了。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这套编码拟构的国人形象才是“正确的”，是不带有屈辱伤痕和意识形态偏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是否真的抵达了“现实”呢？在这一新的垄断性的审美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之后，我们又如何去看待那些期待以外的事物呢？
“不要抬头”固然是政客们的噱头，但“不要吊角眼”未必不具有这样的潜力。从一种拟仿到另一种拟仿，满足的只是民粹者的臆想，得意的也只是钻营者的腰包，但实在受到排斥的却是一个个具体的可能性。比如，在世界末日以及吊脚眼的问题上，或许就有一种可能：
Who cares，just fucking do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