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電影的類型序列中，律政片并不算十分耀眼的那一類。在過去三十年間，恐怕也隻有《法外情》（1985）、《審死官》（1992）、《九品芝麻官》（1994）等多少為人熟知，而若将範圍限定在“後九七”時代的香港司法背景，則更是鮮有名篇佳作問世。因此，近期的《正義回廊》與《毒舌律師》兩部影片，序分前後，攜口碑與票房雙赢之勢，算是補上了港片的這一類型短闆。

不過細究之下，這兩部電影雖然在類型或題材上可歸屬一類，但風格可謂大相徑庭。其中《毒舌律師》算得上是對依稀漸遠的伸冤喜劇模式的穩妥回歸，以工整而擲地有聲的言說方式為民申言，進而叩問正義和良心。它滿足了一部商業電影的各項業務要求，尺度得當，愠怒适宜而無公害，因而甚至能貼标登陸。相比之下，《正義回廊》的劇情複雜程度、人物暧昧程度、視覺挑釁程度無不遠超前者。在新人導演何爵天的銳意布置下（可能也少不了監制翁子光的功勞），電影從頭到尾都彌漫着沉郁壓抑的窒息感，讓人恍惚回到了《踏血尋梅》（2015）的那個香港時空線。

...

本片以月下抛屍為引子倒叙開場，早早便引出一起慘絕人寰的人倫案件。首要嫌疑人張顯宗（楊偉倫 飾）自幼飽受各方欺淩，更難以“感受”家庭關愛，遂夥同面試時結識的友人唐文奇（麥沛東 飾）謀殺親生父母，并在後者寓所内将雙親殘忍肢解。作案後，張顯宗不僅沒有躲藏，反而通過網絡發布尋親信息，也很快被戳穿落網。随着案情和庭訟展開，我們得以一窺張顯宗的“内心世界”，更進一步地見識到其獸性冷血之外的複雜面相。影片以張顯宗視角下的意識獨角和心靈構築為引線，逐漸過渡到律師、證人、陪審團諸人的群像刻畫上，并最終落于這場庭訟唯一的争議點：張嫌同夥唐文奇是否也參與了謀殺。

在本片原案“大角咀弑親案”中，唐文奇的人物原型謝臻麒被法庭裁定謀殺罪名不成立，僅以“阻止合法埋葬屍體罪”獲刑一年（主嫌則是終生監禁），又因受押近兩年足以覆蓋刑期，被當庭釋放。法庭判決的依據是，其人智商經測定低于人群平均值，且受拘捕以來一直堅稱沒有殺人，直到疑似遭遇刑訊後方才改口。電影對此基本如實還原。

但另一方面，影片又通過布置層層懸念，不斷遲滞真相的抵達。唐文奇盡管在司法層面獲得庭審和陪審團的輕判，但觀衆從全知視角卻能知悉他與親姐之間似有“密謀”，同時其人也并非如其形象那般“忠厚呆愚”。電影有一處細節，顯示唐文奇的 LCCI（倫敦工商會）會計資格成績格外優異，這也呼應了“低智商”的他為何一開始能和墨爾本大學畢業的高才張顯宗參加同一場面試。顯然，電影頻頻暗示唐文奇也是一個極為複雜的人物（不論他是否如結尾喻示那般身陷蛛網）。但這個人物無疑又與張顯宗形成了鮮明的視覺比對：一者的情緒/欲望/想象被披露無遺，甚至在部分時刻有着一閃而過的真情流露，而另一者雖然盡顯無辜憨态，卻始終藏于疑似包裝的低智外表之下晦暗不明。影片最後的司法判決，勢必也會因這種視覺情感的不同配重而與觀衆的外部審視形成某種張力，進而達到間離的效果。

這便是本片頗為反類型的一點：從始至終，并不存在一個揭橥一切的叙事推動者，告訴觀衆最終應相信誰、厭棄誰。本片既無一般律政片中大放異彩的毒舌狀師，也無代表公民理性與市民良心的抗辯陪審員，至于社會派推理體系中的警探、義工更是無從談起。所有人物，僅僅是在其職司份内獲得極為有限的視域，一如斯坦尼體系下所謂演員目光所及的追光之地。人人皆是演員，人人皆以特定方式表演——衆律師雖然看似比陪審團成員更具理性與洞察力，但實質上仍隻是庭訟程序的演繹者，并不具備鳥瞰的真知能力，僅僅是工于戴上頭套/戲服後的那項角色任務；除此以外，他們并不比僅憑日常經驗和價值體驗就作出判斷的陪審員高明多少。本片的值得玩味之處，正在于繞過了“公義何為、真相何在”等一般律政片議題，也不提理性與正義光輝如何彰顯，而集中于人物在虛實折返之間的自我呈現。

我們看到，作為全片承重，張顯宗可謂這一自我呈現的典型。影片不僅以大段意識流影像直陳其内心，更在叙事層面至少給他分派了四重“角色任務”。先是在媒體面前扮演一個尋親孝子，然後在案件與庭審中扮演一個弑親狂魔，接着在意識與潛意識裡扮演一個掩蓋閹割恐懼、向世界宣戰的“末人”，最後則是在觀衆面前扮演一個似乎還存有人性（中性表達）的可悲邊緣人。這四重身份彼此糾纏，同時各自對應着幾種堪稱病态的社會關系——被成器兄長置換了親子身位的家庭、專重窺私與奇案的大衆媒體、自以為是的精英階層、不通人性的官僚機構、迷茫又專愛算計的小市民，以及最為根本的，繁重生存壓力下的不公社會——甚至連人倫親情也必須讓位于這種難以直表的社會驅迫。本片的重音和力度，正在于此。

除了張顯宗之外，其餘各人物同樣也在進行着虛實交替的角色扮演。唐文奇自不必說，其親姐唐文珊（楊詩敏 飾）更是在證人席上表演了一出感人至深的“庭哭”，有力促成了陪審團的轉意與唐文奇的輕判。三名訴訟律師亦自戀味十足，有着種種由演惑真的矯飾，比如一身正氣、時刻秉持司法公義理想的唐嫌代表律師遊嘉莉（蘇玉華 飾），以及總要用英文發言以至于被法庭時時提醒要改為中文的檢方律師朱愛倫（周文健 飾）。二人身上總有一種“我便應當如此”的形象包裝，做作且虛僞。而即使通透如張嫌代表律師吳冠峰（林海峰 飾），也不能免俗地要參與同僚們的訟辯遊戲。這些法律精英們與其說是我們在一般律政片中所熟知的“訟棍反派”與“正義使者”，毋甯說隻是在各自司法理念中完成法庭任務的功能角色。

至于衆陪審團成員更無不是某種人設符号的替代品，我們從中不難看出《十二怒漢》（12 Angry Men）的餘影，但實際上他們更類似于《失控的陪審團》（Runway Jury）中價值失範、身份迷失的現代遊牧民。這種情形顯然并非臉譜化這麼簡單——事實上，何爵天有意選擇有深厚舞台經驗的演員撐起群戲，為的不是追求“自然”，而恰恰是要讓“表演”的技法和痕迹凸顯，以抵達日常法庭内的“表現”。（參見BBC中文2022年11月24日的報道）

...

有趣的是，正是因為衆人皆竭力維持自己在庭訟中的“形象”，同時又都諷刺地繞開了案情的“真相”，才使得從始至終在庭内失語的張顯宗獲得了某種視覺赦免權，進而取得一絲源自觀衆的信任感（盡管這種信任十分危險）。在這種情況下，觀衆得以取代公堂，懸擱影像之中糾纏衆人的身份迷思，自覺引出關于案件的私人判斷——這無疑仍是基于信念的主觀判斷，卻至少不會是某種叙事幻景營造的伸冤快感。也正是在這種“後真相”的情景中，衆人的虛實形象才能延伸開來，枝連蒂結地觸達法庭之外、銀幕之外那個社會的症候。

當我們把視野推及整個香港社會的“身份形象管理”時，我們也就相應地看到了這部電影所欲扣住的那個更宏大的當下性（這正是何爵天的野心所在，至于效果如何可另作他論）。人們不免要問影響這一當下香港之角色扮演與身份迷思的因素是什麼，答案無疑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某個極為晦澀但懂得都懂的因素（比如影片中兩次給予以港徽特寫，卻未見更具标志性的港旗）。它們集中構成了一個後現代時刻裡關于香港身份的反诘——弑父殺母，雖然大逆不道，但終究還是有“一票認可”的驚悚餘地的。這并非是要人們同情暴行，而恰恰是要發出刺耳的警醒。《正義回廊》正是以這種驚人的符号語法和視覺挑釁，展現了一種不失溫度的冷眼旁觀、一種超越程序的時代關懷，因而也就無怪乎它能夠獲得港區民衆口碑與票房的雙重肯認，且令人确信能夠在類型港片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