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方孟敖，连带方家及其他精英，他们学历高、家底厚、资源深，掌握核心技能，地位无人取代，无论是去哪，都不会过得差。参考何校长带梁经纶赴美。
谈谈曾可达，腐党为数不多的清流。对上忠诚，对下友爱，心有底线，嫉恶如仇。他的现世神，建丰同志，许诺他们这批青年以理想国。建丰同志用曾国藩推介李鸿章的话评价梁经纶：才大心细，明善诚身。曾是嫉妒梁的，梁是哈佛高材生，他是三青团打手。他只有拼命表现，想把这句话抢来安在自己头上，做理想国的李鸿章。
在梁表达与国民党决裂时刻，他内心是矛盾的，躲在屋内的蒋介石秘书让他不得造次，不在场的建丰同志，又让他看到争宠的苗头。与建丰同志通电话，借此打压梁，领导似听出他的心迹，遂不再与之联系。读曾文正公，读朱熹的月印万川，掩盖不了他的野心。对待方孟敖的态度，其此种心理，常在作祟。
按说他跟方孟敖都是军人，他的职位还要高些，可方孟韦的一席话，道出两人差距，方孟敖是银行家公子，又是抗日英雄，他是赣南农家子弟，没有战功。血统和能力他都差人一截。他对方孟敖是既佩服又怀疑，到后面钦佩盖过一切了，三青团的特殊培养，他很容易走向这种趋势。
数次，他压抑着站到许方孟敖那边的冲动，民心已去，他放军粮给百姓，是为死谏（他搬出愚忠那套）。可为时已晚，对他如此，对国民党，更是如此。方、梁二人，都是他意图仿效并超越的人，可他想成为的自己，建立在一个苍白的期许之上。遂迷。
理想崩塌了，他到死都不知道早就被抛弃，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政权还要早些。时局改变不了，再努力也无济于事。曾可达的死，象征国民党少壮改革派的彻底败北。
方孟敖（其实是代作者评价）与他诀别，说他专门跟有钱人过不去，又说他的神（建丰同志），只是个大孝子。他才恍然明白，建丰同志虽有心却无力，他也得对上负责，就是他的父亲，这恐怕是本片隐藏最深刻的父子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根深蒂固的上下级观念，束缚着蒋经国，既是父亲，又是君主，他无法挣脱的双重枷锁。悖论又在于，如果他不是蒋介石儿子，不可能爬到如此地位。
孔雀东南飞，飞向台湾。自裁，印证了领导对曾可达的看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他是不肯认命，以随机的死断绝既成的命。值得一提的是，认的不是政权的命，是他自己，一个农民的孩子，到头来还是给他人（精英）做嫁衣裳。
认命的徐铁英活到剧终（没能上飞机，肯定还有其他途经逃走）。这个人是老党棍，老滑头，杀人如麻，视财如命，却活到剧终。抛开将他当作国民党制度性腐败遗毒难根除的象征，他的活下还有刘和平新历史主义写作的用意（过去映照当下），徐铁英深谙权力运作之道，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他明确知道自己要为谁（双陈）做嫁衣裳，他领这个命，妻子和四个儿女已转移台湾，他接住家人的命，用自己的命（职位）搏几根金条，在他是无可厚非，在上是心有默契，在同侪是沆瀣一气。
与之对比的是马汉山，这个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军统特务，野史传他策划了谋杀戴笠。他的转变戏剧化，起初对调查小组阳奉阴违，受方孟敖的感召，他的江湖习气占了上风，变得不怕死，有良心和讲义气的缘故，更关键是他透过局势和职务，认清了自己的命。在他的定位，什么时候认命就是死到临头。
马汉山跟徐铁英，除了性格和观念的差异，还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马汉山代表军统，徐铁英代表中统，而曾可达的国防部代表小蒋，三方势力互相碾压，还没算上孔宋两大家族，利益纠葛之复杂，难以尽言。
军统的灵魂人物戴笠一死，底下人纷纷蠢蠢欲动，各寻出路，他们中大部分没有真正的信仰，帮军统做事，不过利益驱使。中统的人可能好些，陈立夫留美归来，有一定的理论建树，本质上也都是拿钱办事，比延安差太远。戴笠草莽出身，善于投机钻营，深得蒋介石赏识，手下自然鱼龙混杂。两个不同性质的头子建立的队伍，自然表现出不同的做事风格。
徐铁英是中统风格的集大成，比一般的军统技高一筹，他应该念过书，贪是贪，知道自己的这些东西不全是自己的。领导拿大头，他拿小的就行了。为此，他不惜涉险敛财，是获得上头默认的。
徐铁英和曾可达的区别是，一个杀伐果断，一个遇事不决，原因在于，曾可达有良心，可殊不知乱世背景良心无立锥之地。
真实的情况大概率比剧里描述的更加恶劣。原因有二，一，现实中没有方孟敖这样的人，就算有，蒋经国也不可能用此人。二，现实中的坏人只会更坏，像马汉山这种中途醒悟的，是不存在的，何况他的变好依赖方孟敖。并不影响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灵的好剧，好比三国演义，也是三分虚构，七分史实。新历史主义的重要观点，史实，只是那个时代的史实。新历史主义历史必须跟当下对话，才能焕发源源生机。
徐铁英绝对是国民党（可以去掉）贪官恶吏的历炼与浓缩。无恶不作却道貌岸然。他可以在话语上隐晦地表明意图，在行为上曲折地达到目的，而到关键时刻，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和生命，他绝不手软。杀谢木兰，固然残忍，对他，是一招高招。至此，蒋经国就输了。
谢木兰是献祭者，参加地下党的谢襄理，失去了妻子、女儿，继而连胜利后的果实也不能得到，终究是为了什么。常人无法理解。正是这不可理解之处，深藏着胜利一方的终极秘密。
再说命运。徐铁英认命，他的所作所为，恰恰是最不认命的那个。一方面他的利益与上级深刻绑定，上级救他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他得以全身而退（落个解职返回南京之名），之后又能冠冕堂皇地换个头衔回北平，这个安排恰恰是编剧高明之处。无需揭开权力运作的暗箱操作，明面上的一切足以让人心知肚明。解放军要做的，就是拆开他们这一层面具，瞧瞧，他们的卑鄙、无耻、邪恶到了何种地步。历史告诉我们，他们确实这么做了，积重难返。
不妨猜测一下徐铁英去台，首先是家人团聚，这给了他信心，洗礼了过去的罪恶和大陆的死里逃生，家庭的暗作用显露无疑。其次，只要上头不倒，中统的组织换个名头还要继续运作，后来证明就是如此，中统组织在台湾换了个名头继续做事。所以，邪恶根本没有消失，它生生不息。代表改革派的建丰同志，后来掌握大权，它暂且息了，不过像黑暗那样，躲藏起来。徐铁英们是一个时代的必然产物。
听到一种说法，分析国民党的失败，不是聚焦它为什么输的那么快，而是困惑为什么他能撑到到四十年代。有人认为，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国本该在二十年代就可实现革命。当然这是理想化的，忽略到中国二十年代军阀割据的现状和西方国家的重要影响。可事实就是，二十年代主宰中国的国民党，乃至后来接管政权的弟党，都是由苏维埃扶植壮大的。
国民党早期由日本势力支持，那要追溯到孙中山的同盟会，然而支持孙的日本人主要来自明治维新中兴的一代，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以友好为主。后来推向日本走向法西斯的军国主义者，是当时的少壮派，与明治老人是对抗的，日本内部各方的相互倾轧极其复杂。
从徐铁英切入，历史似乎开了一个口子，连接了现在和过去。现在由于太切身，往往不能把握，当然这只是说辞，根本原因是很多阶段性的问题并没有盖棺定论，改革开放不过四十余年，移植到明治维新，四十年刚好对俄宣战。日本第二次赌国运成功。世人皆知，事不过三。日本的失败在一个大的趋势下，是西方世界围剿的后果。
缔造一个新世界是何等之难。徐铁英懂这个道理，或许他也年轻热血过，曾可达的劣势，在于年龄，也在于经验。这个道理建丰先生要到七十年代才明白，在台湾他就有几次心急，被他方势力打了下来，尽管他的父亲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帮他铲除异己。父慈子孝。
在某种程度上，赣南的理想在八十年代的台湾得到了实现，尽管短暂，落个虚名（亚洲四小龙），为时不晚。因为事在人为，因为痛定思痛，因为不破不立。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