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尾声，管家开车搭布鲁斯.韦恩回家，如同哥谭市无事发生的每一个夜晚，圣诞夜的一场大雪后，这座城市里关于血腥暴力的记忆又一次被抚平掩盖，但血腥暴力所要争取的、索取的却依然存在，它发生的真正根源也并没有得到解决，布鲁斯.韦恩还在，蝙蝠侠还在，一个依然跻身上流享受富贵奢华，一个依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正义执法权，这部电影里戈登警长的戏份被压到只有仅仅几个镜头，以打造蝙蝠侠是唯一城市之光的形象，一方面受到超级英雄电影高度类型化的桎梏，一方面作者没有能够围绕身份认同与阶级矛盾所展开的主要情节却在价值体系上做出大胆的收尾工作。
...企鹅人与蝙蝠侠在电影的开始已然完成了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多重身份的自我辨别，韦恩的身世不再赘述，童年失去双亲而继承商业帝国的不幸豪门公子，企鹅人奥斯瓦尔德的身世则揭晓在开篇，因为出身畸形而被身居豪宅内的双亲扔进了下水道，两人在出世前的一刻似乎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开端，奥斯瓦尔德在这一刻即注定会成为企鹅人，而韦恩的这一刻则被足足推迟8年，家族在这个社会结构中所享有的特权已经足够让他将蝙蝠侠这样一个衍生身份与布鲁斯韦恩的原生身份所切割开来，行侠仗义时可以调动蝙蝠洞内黑暗的记忆，花天酒地时可以调动童年在富豪家庭里所接受的一切行为价值熏陶。
...企鹅人奥斯瓦尔德则没有办法将自己的原生身份与衍生身份所切割，因为身份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伪命题，当他只能从同一段人生经历中汲取力量时，便不可能自我创造出两种身份，直到企鹅人第一次从下水道中走出，以蝙蝠侠在公共视野当中打造城市之光形象的方式自导自演了一出及其相似的拯救戏码，在这个时候，企鹅人才自我地创造出来地上与地下两种身份，面具同样在这里成为了一个关于身份认知的伪概念，用面具来区分身份象征着一套主流社会中需要维持社会地位而创造的一种身份掩盖系统，只有在主流社会中已然以正常人的面具拥有社会身份的人才需要面具来区分身份不是吗？出身底层同被社会极端边缘化的人群结党的企鹅人不需要学习主流故作姿态的身份遮挡，他是不曾在主流社会中以任何形式出没而从井盖里抱着婴儿横空出世的枭雄，这也意味着这个形象成为了他的非物质面具，而他要戴着这一张面具进入主流世界的叙事当中。
...面具是否被物质化代表着他们在社会中原本处于怎样的位置或许从未被社会所记住，在电影《寄生虫》中，居住在地下室的男人不得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不引起骚乱的方式出现在地上，而从社会阶层的下位寄生在上位的家庭则能够不加过多修饰的获得上流的体认，他们都是寄生虫，但寄生虫也会因为自己的身份是否于社会在册而区别出寄生的方式。
...电影里所展现出的人民是极易被蒙蔽的，拯救与被拯救是他们做出权力选择的最高权重，人民对于权力的审判在电影里是明显缺位的，哥谭市也是一个权力不用提供政策就可以吸纳民众支持的城市，在现实语境被高度架空的情况下通往权力上位的渠道便被诠释为暴力的执法与被执法，于是权力与暴力成为了影片类型化中被高度淬炼出的两个要素，而身份与阶级成为这两个要素施加符号与承受符号，而这些符号成为了电影表意的主要一环。
...企鹅人登上权力上位的方式便是通过模仿“犯罪”将蝙蝠侠的所作所为完全搬演，用影片中“带翅膀的老鼠”来形容蝙蝠意向的被解构再适合不过，老鼠的所指就是企鹅人，而翅膀则是企鹅人制宰人民意志的目的，达成这个目的的手段则正是依靠哥谭人民对于蝙蝠侠飞行执法的无底线信赖，只要可以模仿付诸正义的形式便可以让人民相信形式里头内容的确有其事，以圣诞礼盒完成第一次登场的企鹅帮在圣诞集会中以让蝙蝠从圣诞树钻出以制造恐惧，不失为是对于蝙蝠侠原生身份之中被符号化的黑之一面的一次考验，大战结尾被猫女烧焦的”圣诞老人”也是对于哥谭公民之于偶像崇拜中信仰坍塌的一次妙用。
...沿着这个设想继续，我们可以将双雄提开而发现围绕着创建影子政府的大亨所建立的矩状关系，大亨作为这个社会权力的真正支配者取代了民众而成为电影体现社会结构复杂一面的事件中心，也是将存在双重身份的三个人在现实中串在一起的权力中枢，他在公共与私人层面为了维护自己在行政综合体中的权力而无意识地创造出企鹅人与猫女两个角色，而蝙蝠侠则成为行政综合体一部分，韦恩则与大亨一同参与治理这个行政综合体，戴面具的人所参与的行政综合体与其背后的大亨有丝分裂般创造出两个戴面具的人。
...与奥斯瓦尔德与韦恩不同，猫女凯瑟琳转变的瞬间从被权力大亨推下影子大厦并剃出决策中枢的那一刻才真正发生，所以她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才会在这两个已然完成身份认同的人之间反复挣扎，通过凯瑟琳与韦恩、猫女与蝙蝠侠、猫女与企鹅人这三组身份关系当中，凯瑟琳与韦恩之间的互相认同在于凯瑟琳将猫女的妖媚气质与韦恩对于上流阶级女性特征的认同绑定在了一起，猫女携带的强烈野性与兽欲深刻地影响着凯瑟琳之于韦恩的性吸引力，韦恩之于凯瑟琳也是同理，韦恩与凯瑟琳在韦恩庄园里的亲昵是前戏，之后猫女和蝙蝠侠的打斗才是正戏，类似于《卧虎藏龙》里以武带性的思路，只有将两人面具所富有的社会意义抛弃留下性方面的象征意义才能够在面具之外达成互相吸引的关系，影片结尾撕开面具的薇恩对同样撕开面具的凯瑟琳表白到“you are split，we are the same”也成为两人绑定的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而猫女与企鹅人的联盟关系则来源于阶级身份的认同，被同一个社会抛下并坠落的两人形成关于抗争意识的共识，凯瑟琳在离开韦恩庄园时遇到管家时一时间不知道他说的韦恩先生是谁只知道布鲁斯，阶级与身份的意识纠纷在这里被点出，但正在陷入猫女-凯瑟琳身份挣扎的她无法完全以阶级攀登的形态来完成自己的抗争，这里便要引出该片的另一个重要命题：控诉男性。
...凯瑟琳在影片中完成了三次坠落，三次均是由矩形关系中的另外三个人完成，他们恰好都是男性，第一次由大亨推动的坠落让凯瑟琳成为了猫女，第二次坠落引发猫女与蝙蝠侠之间关于女性应该由谁来拯救的命题，而第三次坠落则是因为凯瑟琳将性的重要放到阶级认同之上而与企鹅人彻底割席，而第三次坠落之前正好是企鹅人以诱导蝙蝠侠拯救女性的方式摧毁了一个女性，影片的性别控诉不是当下火热的女孩帮助女孩，而是宁愿将女性毁灭也不会留给男性来拯救，能够联想到《钛》中男女通杀的主角人类体征与性别特征的逐渐模糊，三十年后的电影在女性主义的观点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与之达成巧妙的呼应并在此之上打破了更多的枷锁。影片中不断借城市之光的概念来映照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关系，大亨在晚会上亲口说出我是light of city，企鹅人的选举画报则是借用了卓别林《城市之光》海报的封面设计，而《城市之光》的内容也正是卓别林与卖花女之间的互相拯救，而召唤蝙蝠侠使用的蝙蝠灯则是更加显学的”城市之光”。而猫女在影片最后也没有选择被任何人拯救，包括撕扯下蝙蝠侠面具愿意以韦恩的身份来接受凯瑟琳与猫女两种身份的布鲁斯.韦恩。
...猫女与企鹅人的联合与分裂也是从阶级认同开始到女性对于男性的厌恶结束，更准确一点，是对于性魅力的向往让韦恩-蝙蝠侠之于奥斯瓦尔德-企鹅人成为性魅力的下位者，当阶级认同遇上性的认同，她显然选择了后者，但当性的认同对象与阶级认同的对象遭遇时，凯瑟琳依然会奋力阻挡在性认同上选择的对象对在阶级认同上选择的对象的攻击，影片很巧妙的模糊了两次选择中绝对的价值倾向，这样的处理不失为一种对女性主义的实践性思考，凯瑟琳在进行阶级斗争与性别斗争也同时需要性的存在，猫女的扮相也让人联想到《迷离劫》里要依靠紧身皮衣在压抑的工作与生活氛围中获得解脱的张曼玉。但猫女-凯瑟琳这一组双重身份的完成度显然不如《迷离劫》中那样复杂与生动，更像是《机械姬》中将女性当作技术革命中产生的新的阶级结构对其中两性关系的想当然的意义构想，本质是将女性高度神秘化、抽象化、非人化而带来的非女性现实诉求的形象集合，但是在本就架空显示场景的超级英雄电影当中，种种象征意义所形成的集合似乎也是很难以避免的，不管怎样，与安妮.海瑟薇在《黑暗骑士崛起》当中扮演的美艳特工相比总是技高一筹吧。企鹅人无法说服猫女与他一道以蛊惑民众的方式获得阶级跃升，正是因为对于猫女来说完成自我实现的途径不仅仅是阶级跃升，同样也是性别的觉醒。
...企鹅人在影片的情绪被推向高潮时对着他的企鹅军团所发表的宣言其中一段是：是时候惩罚上帝的孩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名孩子！为何要有偏见，男性和女性，性别应该平等，和他们的性感地带一起炸入空中。这里的观点好像又能够和猫女的性别控诉与刚才所联想到的那些电影契合起来，从出身开始便无法拥有正常人生活的奥斯科瓦尔是显然受到父权社会所压迫的对象，所以在大亨的团队对他非人的手掌进行包装时他才会要挺着他怪异修长的鼻子愤怒地咬掉对方的鼻子。可以说企鹅人与猫女在故事的终章所完成的理想其实都和女性主义相关，将父权社会中的男性与女性从刻板的性别印象与对于人类身体定义的集权中解脱出来。
...猫女的在诞生时墙壁上的血书上写的是“hell is here”，而企鹅人在将猫女送上天时说的是“go to heaven”，这样的趣味线索或许暗示了两者命运中潜在的共通性。可正如我开头所说的，电影无法在这上面做出一个完整的表达，蝙蝠侠对他/她们的执法依旧被塑造成正义的降临，在正义降临后他依然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他的执法地位依然没有被怀疑或者动摇，更不用说阶级的矛盾成为了暴力简单的理由而非诸方参与的结构式矛盾，这部电影所要表达的东西不幸地被快乐的结局所局限，但凯瑟琳与奥斯科瓦尔的情绪我们可以听到、看到、感受到，能做到这一点，在那个被《侏罗纪公园》所统治的类型好莱坞黄金年代，已然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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