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帕金斯·吉尔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她的短篇小说《黄色壁纸》（“The Yellow Wallpaper”）成为了继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之后，另一部窥探女性精神健康的文学作品，它试图矫正当时男性权威对于女性的误读。
...这篇具有半自传性质的小说以日记的形式讲述了“我”，因产后抑郁被丈夫约翰带到殖民时期老宅修养直至疯癫的过程。“我”被安排住到了顶层的房间里，原来它是一间育婴室。为了保证原来的孩子的安全，房间的窗户上也安装了栏杆。这个房间的墙壁被不完整、有污点的黄色壁纸覆盖，“我”一开始对于这样的装饰很厌恶，但慢慢地，“我”发现它上面的图案是变化的，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在夜晚经常能看到，黄色墙纸上有一个或很多个女人被栏杆阻止，她们匍匐在地上，迫切地想要冲破桎梏。“我”偷偷准备了一条绳子，如果她要爬出来，“我”就要绑住她。
“我”在黄色墙纸上所看到的女人就像是自我镜像一般，它不断地暗示着、挣扎着、分裂着，逐渐将主人公推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最终她也变成了那个匍匐在地的女人，从被她吓晕的丈夫身上爬过。《黄色壁纸》不只揭示了疯癫女性眼中的世界，它还讽刺了当时的父权体制对于女性心理健康的忽视与摧毁。
当疯癫成为了罪与罚的因果，人们开始唾弃与畏惧它。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它又何尝不是女性逃脱权力体系的一种极端方式呢？疯癫的女人成为了具有双重意义的文化他者，她们被关禁闭，但同时她们也拥有了自由，那些理智时被压抑的想象力，都随着疯癫被解放，如潘多拉魔盒一样，身体与思想的错位，幸与不幸又能有谁来定义呢？
误读
《黄色壁纸》中主人公“我”的挣扎是作者吉尔曼的真实经历的复刻。1885年，吉尔曼生下了女儿凯瑟琳。生产后，她总是陷入了莫名的悲伤，经常啜泣，并被医生诊断为神经衰弱。后来，在她成为女性主义作家和演说家之后，吉尔曼也经常发觉自己被同样的无助与精神麻木所吞噬。她有着自己的理想，却因精神问题无法前进。
...夏洛蒂·帕金斯·吉尔曼
而小说中“我”的设定也是一位刚刚生产完的年轻女性。“我”的丈夫约翰以及哥哥都是非常有名的医生，当“我”认为自己确实病了的时候，他们并不相信我的话，坚称我只是有点神经衰弱。除了带“我”来到了老宅转换心情，约翰还禁止我写作，因为那会使“我”的情况变得更糟。
面对他的专业性建议，“我”十分不能理解，尝试偷偷写作，而现在读者读到的《黄色壁纸》就是“我”在不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记录下来的。“我”也常常在思考，如果约翰能够少反对“我”一些并多让“我”接触社会与新鲜事物，那么“我”的情况会不会好转？但是约翰否定了“我”的想法，他说“我”太在意自己的状况只会让其变得更糟糕。
起初，主人公“我”十分相信丈夫约翰的话，并且她也发现自己的确在写作很短一段时间后就会异常疲惫，这都让约翰的建议拥有了合理性。“我”本身对于产后抑郁这件事十分的自责，这种罪恶感主要来自于妻子和母亲身份的失职，“我”成为了丈夫的累赘，不能帮到他什么以及“我”无法陪在孩子身边。约翰说，“我”要学会控制自我，但是“我”在他面前努力维持着自己的形象，让“我”感到极度疲倦。
“我”对于自己的定位完全符合19世纪父权制社会对于女性的定义，成为“家中的天使”后无私奉献，所以“自我”是不允许被放大的。“我”对于自己精神状况的误读是由社会传统以及男性权威的干扰造成的。约翰对于“我”的诊断——精神衰弱并有轻度歇斯底里的倾向，是19世纪医生对于自称精神状态不佳女性的普遍判断，而治疗方法也如《黄色壁纸》中讲得这样千篇一律。他们总是强调自我消化、冷却处理、转换心情，而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情感缺失与个人诉求。
压抑
在《黄色壁纸》的开场，“我”被约翰带到了一座具有哥特式诡异氛围的老宅，“我”相信它与很多灵异故事有关，要不然为什么它那么便宜还很久没有租客？而约翰只是笑我想得太多。由此可见，“我”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也为之后“我”能发现黄色墙纸里的女人作了铺垫。人们的固有印象“女性多感性，男性重理性”也在这一场景展现出来。
在“我”的日记中，对于房间墙纸的描写占了很大的比重，黄色的气味沾满全身、令人恐惧的图案随光线变化、碰到墙纸后人的皮肤和衣服上会有黄色残留物等叙述让读者能感受到被压抑包围。整个房间，只有黄色的墙纸可以吸引“我”的注意力，它仿佛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准确地来讲墙纸上会动的图案是“我”的想象力在作怪，除我以外的任何人无法看出墙纸的特殊性，一方面它证明了“我”的文学创造力还在，另一方面它暗示了“我”与现实世界中正常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濒临精神崩溃。那个图案越来越清晰，“我”身上墙纸的味道越来越明显，而“我”也慢慢变成了墙纸里匍匐着女人中的一员。那不是自由的象征，而是危险与异常。
一个夜晚，“我”在月光下，看到了墙纸图案里那个女人想要逃脱。月亮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意象，它经常与女性和疯癫相关。借这个隐喻，“我”能看到那个在地上爬的女人试图挣脱牢笼，“我”也预知了自己的未来。墙纸中爬行的疯女人形象也许在呼应《简·爱》中“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就像简·爱在阁楼中见到的场景一样，她像野兽般匍匐在地，完全失去了人的体面。
...“黄色墙纸”这一意象十分矛盾。它是主人公想象力的画布，也是她渴望挣脱的精神桎梏。“我”在看到墙纸里女人的那一刻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才会偷偷准备一条绳子，防止她逃出来。实际上，“我”担心的是自己会变成那个女人，绳子是“控制自我”具像化的表现，这也突出了主人公的自我斗争，她徘徊于理智与疯癫之间，无能为力，终究会溃败。
逃脱
“我”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因为夜晚的平静能让我更好地观察着墙纸里人的变化。“我”渐渐享受这样的生活，不想走出这个房间，不想让除约翰以外的任何人进来。一天，“我”扯掉了我能摸到的所有墙纸，“我”变成了如墙纸里的女人一样在房间的地上爬行。“我”爬过了约翰，谁也不能再把“我”抓回那个房间了，因为“我”把大部分墙纸都撕掉了。
这是《黄色壁纸》的结局，它似乎可以从两个角度解读。首先，“我”每次都要爬过挡着路的约翰暗示一种跨越父权权威所设置障碍的胜利。“我”变成今天这般模样是他没有想到的，所以在看到爬行着的“我”，他会惊讶地昏厥过去。其次，“撕掉了黄色墙纸”是自我挣扎的结束，“我”本以为自己会逃过黄色墙纸中疯女人所暗示的命运，可是，在不知不觉间，“我”被黄色恐怖所同化，沉溺于爬行所象征的回归自然与自由中。“我”在最后说：“我可以平稳地在地板上爬行，肩膀紧紧挨着墙上的污迹，所以我不会迷失方向”。
...“我”就像是墙纸里渴望打破囚禁自己栏杆的女人一样，最终爬出了那个房间，冲破了身心的束缚，这也算是一种解脱。而“我”也和那些女人不同，当精神崩溃时，“我”想到过跳窗自杀，但是那一刻才发现了窗户上的栏杆。它是监牢的缩影，也是一个机会，让主人公寻求另一个可以活下去的出口，也是重新来过的机会。她变得更加勇敢，抛开社会给予她的职责与枷锁，将内心疯癫的野兽释放出来，这一点也和“我”撕掉墙纸后，看到墙纸里的人在嚎叫的狰狞场景呼应。
无论是《黄色壁纸》的主人公“我”也好，作者吉尔曼也好，她们都在自我怀疑与解放天性中找到了自我的正确定位与需求。在常人看来，疯癫可能是个坏结局，但是，“我”在幻象中看到了很多个自己，她们可怜、无助却又不曾放弃努力。疯癫也许是个解脱，它是一个不光彩的借口，将女性从妻子与母亲的使命中剥离，成为了最原始的人，这是个开始，拥有无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