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产战争片中，相比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表现朝鲜战争的影片并不多，但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却更紧密。每当中美关系紧张时，抗美援朝影片就会密集出现。
有人统计过，从1956年的《上甘岭》，到2021年的《长津湖》，半个多世纪里，抗美援朝影片（包括纪录片）共计21部，其中2010年以来的9部，2020年以来的6部，占绝大多数。2010年是中美关系质变、中国被美国视为头号强敌的年份，而2020年则是中美经济贸易摩擦剧烈、中国挑明中美竞争关系的年份，抗美援朝影片在这两个历史节点喷发，也就并不令人奇怪了。
与那些政治“刺激—反应模式”下的电影产物不同，1956年的《上甘岭》反倒显得动机单纯一些，至少它体现的是一种“主动而非被动的爱国主义”。它的拍摄甚至是个人发起的（参见孟兰英《电影〈上甘岭〉诞生的台前幕后》一文）。但官方予以了支持，影片显然能起到宣扬爱国主义、提升民族和国家凝聚力的作用。
《上甘岭》并非建国后第一部军事片，但说它是“中国第一军事片”，并不为过。在它之前以及同期的“老三战”（《南征北战》、《地道战》以及《地雷战》），多少还有“军教片”色彩，而《上甘岭》则开启了“战争片即爱国片”的先河，成了以后国产战争片的传统。2021年的《长津湖》就延续了这个传统。但放眼世界，战争片的主题并不局限于“爱国主义”。欧美不说，“老大哥”苏联的战争片，主题就并不单一。几乎在同期的1952年，塔科夫斯基就拍了《伊万的童年》，更别提苏联1966年拍的史诗巨片《战争与和平》了。
即便这样，《上甘岭》仍然是国产战争片无法逾越的高峰。将《长津湖》与之比较，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与《长津湖》比，《上甘岭》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即时代优势。上甘岭战役发生在1952年，1956年就搬上了银幕，影片与历史几乎是同步的，是同代人演同代人。而长津湖战役发生在1950年，2021年来演绎它，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时代隔阂。
...比如唐国强演的毛泽东，宣战出兵时，多少有点装模作样，缺少一种经历过血雨腥风的领袖的杀伐之气。当代演员所塑造的毛泽东的慈眉善目，与真实历史照片中毛泽东的森然肃杀，隔了何止十万八千里。
...《上甘岭》里的演员，虽然也是表演，但由于有同时代的精神气质撑着，有一种骨子里的真实，能冲淡舞台腔和表演感。反之，《长津湖》里志愿军的塑造，无论表演多有说服力，都是一种泛泛的真实，缺少时代性。你在抗日战争或是解放战争里，看到的还会是同样的表演，没有任何辨识度。
这些不仅仅是艺术表演问题，同时也显示了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和理解问题。
...影片里塑造的新兵成长，也并不具有真的成长性，成长的只是单纯的对敌人的仇恨而已。从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可看出来：当新兵要开枪射杀敌军军官时，他被老兵制止了。如果有成长性，这成长性体现在他要么自己主动放弃开枪，要么被制止后仍然选择开枪，但电影偏偏没这么拍，因为它不理解人的成长来自于他的思考，这思考让他战胜本能。
...“战争的人性”，仍然是对所有战争片最大的考验，在这方面《长津湖》是保守的，跟《上甘岭》比起来，没有任何的长进。不是说在战火中穿插点“温情”、点缀些插科打诨就“人性”了，要知道，这种小技巧《上甘岭》早就用过了。相比于视觉冲击，当代观众更需要的是人性冲击，需要在“震惊”中刷新对人性的认识。而这种对战争与人性的深入思考，仅仅靠看电影是不够的。电影有时候反而是一种人性的柔化和遮蔽。
虽然存在某种管制，但我们有幸仍能接触到各种亲历者关于朝鲜战争的真实回忆和记录。这些纪实文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真实和全面的朝鲜战争，也提出了一些尖锐的观察和思考。
......比如刘家驹在他的朝鲜战争回忆录中曾谈到：“战争把人情都扭曲了，你死了，如同工作调离，你历险归来，就像出趟差回队，一切都平淡无奇,生生死死的此时此刻，党的关怀麻木了，人的相悯相惜已不如动物的群体。”这些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人性真相，比血淋淋的战场更让人触目惊心，更让人难以容忍，也因此遭到电影的回避。
而沈志华等学者的朝鲜战争研究，以及海外各种立场的关于朝鲜战争的描述，也使我们在“情怀论”之外，能以一种相对客观和冷静眼光来看待朝鲜战争背后的大国政治运作。这种战争的政治化和利益博弈能否让那些趋于高烧的爱国激情稍稍降温，还不可知。至少我们需要明白，抗美援朝并非我们想象中的仅仅是“保家卫国”那么简单。
......而在这一切当中，像《长津湖》这样的电影在民众的情感和思想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是的，《长津湖》表现了战争的酷烈，但并不代表它对战争和人性进行了思考。战争的残酷，往正面说，激发了人们对牺牲者的崇敬、对和平的珍惜，往负面说，只是驱使民众在恐惧之下强化了对军国主义、强人政治的依附。这种依附的自然结果就是最终演化为对强大祖国的自豪。这种战争片营造的“痛感”越惨烈，越只会让观众失去思考能力，陷入盲目的仇恨政治，最终深陷爱国主义而无法自拔。别忘了，日本对亡国的恐惧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最大动因。
《长津湖》虽然有着血腥惨烈的战争场面，但它在正义感的光辉笼罩下，实质上呈现的是一个光鲜的战争，一个人性单纯的战争，它并不敢暴露战争真正丑陋的一面。实际上，战场上战火越猛烈，人性就变得越单纯，直至蜕化为一种动物式的本能。而战争真正对人性的残害却在战争之后。我们通过有限的回忆录和档案，已经了解到战后退役军人的种种艰难生活状况，包括本国战俘回归后受歧视，退伍军人深受战争创伤后遗症之苦以致精神崩溃，沦为精神病人，这些战争的阴暗面由于缺少关注和报道，并不为太多人所知，就连同期上映的关于朝鲜战争的纪录片《1950他们正年轻》，对这方面也讳莫如深。我们于是陷入了一个反讽性的尴尬境地：真正考验战士的，并非战场上的敌人，而是我们身边的家人。
退役军人需要的不仅仅是生活保障、人道主义关怀，更需要的是人性的关怀——出于人的尊重、同情、理解和悲悯。正如他们在战场上厮杀，不仅是在保家卫国奉献生命，更是在把自己的人性献祭在炼狱中，在替和平生活中的你我接受人性的残酷折磨。只要他们作为献祭者还在黑暗中挣扎，我们就不能在光明中安然生活。否则，士兵遭受的就是双重的非人待遇。
从“上甘岭”到“长津湖”——地质可以变动，陆地可以变为海洋，但我们关于战争和人性的思考却依然尘封和板结，没有丝毫的变动。这也是我为什么对《长津湖》这样的电影提出批评的原因。当代电影人和电影作品有义务去减轻战争的这种非人状况，哪怕是最轻微的努力。人们辩解说，《长津湖》只是一篇“命题作文”，不应过高要求。可正是在这种辩护下，中国的电影慢慢丧失了活力，失去了思考能力。当民众被无数这样的电影盲目“感动”时，最坏的时代才刚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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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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