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开
图：网络
《钢琴家》是由波兰裔法国罗曼·波兰斯基执导，阿德里安·布洛迪、艾米丽雅·福克斯、米乔·赞布罗斯基、爱德·斯托帕德等主演的一部二战集中营题材的战争片，该片于2002年9月25日在法国上映，该片获得了第75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提名。
该片改编自波兰犹太作曲家和钢琴家席皮尔曼的纪实回忆录小说《死亡的城市》，讲述了席皮尔曼在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艰难的求生之路。本片更像一部纪录片，以旁观者的视角，客观、冷静地还原了当年人间炼狱般的场面，不自觉地也随着席皮尔曼的视角去观看身边或窗子外面所发生的一切。
...01 纪录片的视角
席皮尔曼的纪实小说《死亡的城市》因为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事实，曾一度遭到波兰政府的封杀，但事实终究就是事实，永远无法被抹杀，总有一天历史会告诉人们真相。
《钢琴家》更像是一部纪实片，片中对白并不是很多，也没有煽情之语。观者大多时间都是跟随着男主一起去观看、体验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导演把发言权、评判权统统交给了观者，让你去独立反思、评判这场人类的灾难。
本片对纳粹的灭绝人性的暴行是通过一些平实的镜头来展现的，例如男主一家通过窗子看见楼对面的一家人正在吃饭，纳粹突然闯了进来，要求所有人站立，并把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直接扔出了窗外；之后把其余人赶到街道上，命令他们奔跑，然后直接射杀。
华沙的犹太人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到来，街道上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纳粹军人把尸体堆成金字塔型，并倒上汽油进行焚烧，两个纳粹军人在旁边若无其事地聊天、吃饭。
在划定的犹太人区域里，人们不仅时刻受到死亡的威胁，还得忍受饥饿的痛苦。一位老人奋力去抢一位老妇人的粥盒，打翻在地后那个老头子直接趴在地上吃了起来，老妇人拿着空饭盒哭着走了。
席皮尔曼一家人最后一次团聚是在等着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车站，最后一次午餐是全家人凑钱买的一块奶糖，父亲把它分成了六份，每人一份。
通过片中两个人的对话，观众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每天从华沙运去数以万计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却极少看见运去食品，由此可知集中营的犹太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这场灾难对死难者来讲是个悲剧，但对于生存者来说又何曾不是一个更大的悲剧呢？
波兰斯基曾拒绝了斯皮尔伯格拍摄《辛德勒的名单》邀请，因为他本身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母亲就是死在了集中营里，自己侥幸活了下来。波兰斯基之所以在68岁时把《钢琴家》搬上银幕，也许他认为作为这场灾难的幸存者，有必要、也有责任向世人真实地真实地还原这段历史，这不只是对死者的尊重和纪念，也是给后人留下一个珍贵的警示。
活着，是一种幸运，但也意味着一份责任。
02 灾难面前的人性
从这部影片中，观者除了看到那场灭绝人性的灾难，也看到了灾难面前人性的复杂和善变。
1939年，席皮尔曼以一名钢琴家的身份就职于华沙电台，一家六口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随着纳粹的入侵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是犹太人行为受限，接着是1940年10月31日，华沙的犹太人被迫迁往指定的犹太人特区，最后是1942年8月16日，犹太人被迫迁徙到奥斯维辛，史称死亡集中营。
在那个年代里，犹太人生存下来的希望及其渺茫，席皮尔曼之所以能够活下来主要是因为得到了朋友及其陌生人的大力相助。
首先是被一名担任了犹太警察的熟人从即将登上开往集中营的火车的队伍中拉了出来，然后是他的一些朋友们和陌生人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他。这些人的帮助让人感到了人性的光辉和温暖，但其中也不乏借着帮助席皮尔曼的名义大势敛财之人，人性的丑陋尽显无疑。
席皮尔曼最终之所以能够活下来还是因为得到了一个纳粹军官的帮助。在男主饥寒交迫之时，是那个军官给他带来了食物，并给他带来即将胜利的消息，给他提供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柱。男主最终活了下来，那位军官却死在了俄国人的战俘营里。
有的观者说男主活的太过卑微，没有任何抵制纳粹的壮举，认为男主应该像其他波兰游击队员一样，拿起刀枪保家卫国。不过这是个人的选择，不能一概地去要求别人该如何去做，这也是本片的真实所在。
灾难面前，人性尽显。并非所有的犹太人、波兰人都是好人，也并非所有的纳粹军人都是铁石心肠。
人性，恐怕是天下最难以琢磨的东西。
...03 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
一个人的善恶，跟国籍无关，与民族无关，善良是心底的那一束光，当它发亮时，就会照亮一个人的心灵，让他分辨是非、识别善恶。
而这束光的是否闪亮却取决于一个人的文化体系。在《相约星期二》里，莫里教授就曾指出，一个人应该拥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和看待世界的视角，从而才能不受他人指使和教唆去做一些邪恶的事情。
对于那些良心未泯的人来说那束光一直都在，在某个瞬间就会闪亮，就像曾在集中营里死里逃生、《拥抱可能》的作者伊迪似.伊娃.埃格尔所讲说的一样，无论在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上都存在着善良的证据。
那些纳粹军人又何尝不是这次战争的受害者呢？在战争发起前也过着正常人的日子，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化体系，轻而易举地就被谎言所蒙蔽，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本片的纳粹军官救了席皮尔曼，只是这种觉醒来的稍微晚了一些，不只是给他人造成了伤害，自己本身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少有人走的路》的作者曾说过，一个人疯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群人疯了；一群人疯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国家疯了。而避免这种局面发生的唯一手段就是识别谎言、正视真相，不受外界影响，也不被他人绑架。
有关二战题材的影片和书籍很多很多，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人们铭记这段历史，从中吸取教训，从而避免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