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视频：TEDDY AWARD（柏林电影节泰迪熊奖YouTube频道2月14日）

采访人：Zsombor Bobák

受访者：李骏硕

翻译：发条辰

Zsombor Bobák：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项目的起点谈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这部电影的？这个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李骏硕：首先，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谢谢你们的邀请。这个项目的开始可以追溯到2020年，那时正值口罩爆发。它是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和我的伴侣的关系。因为我们是开放式关系，所以这部电影也涉及到我们在关系之外遇到的其他人，因为我们双方都同意向他人公开我们的关系。

我们是彼此的伴侣，而这就是我们处理开放关系的方式。我们会在与其他人发生关系时谈论我们的伴侣。这样一来，我的伴侣就成为一个未曾出现的人，而对方则需要在想象中勾勒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想法的起点是因为我们当时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他搬去了纽约，而我还留在香港。由于我们是异地恋，我们只能在朋友面前谈论对方，但我们的伴侣从未实际出现在他们面前。有一次，我去参加他朋友的聚会，然后那个朋友看到我时说：“原来你真的存在！”我当时感到很受伤，因为我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但有人竟然以为我是被虚构出来的。这让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别人会觉得我们的关系不真实？对我而言，它是真实的，我们一直在谈论彼此，只是因为疫情，我们被迫分隔两地长达一年半。当时香港的隔离政策非常严格，使我们长时间无法见面。现在，我们已经在一起十年了。

这个电影的想法源于我想以这样的方式叙述我们的关系——我们自己深信不疑，但外界却对它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这让我们也开始思考自己的关系究竟是否真实。此外，我也想探讨在当今这个动荡混乱的世界里，我们如何去维系这段关系。

Zsombor Bobák：电影中有趣的一点是，主角不断地从一个约会对象到另一个，他遇见越来越多的人。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一部以角色为驱动的电影，但同时它又展现出多个人物的群像。而这位始终处于中心的主角，反倒是一个很难被完全理解的人。你能谈谈这个电影在角色塑造上的动态吗？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难以捉摸的主角放在中心，而其他人物则不断地带来各种不同的故事和人生经历？

李骏硕：这其实是一部关于约会的电影。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看到这个角色在不同的人之间游走，他不断地借用别人的身份，因为他不太愿意暴露自己太多。这个角色的塑造其实和我自己有些相似，但更多的是出于现实考量。因为我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同性恋导演之一，而我在开放关系之外遇到的人大多是外国人。

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不想被问及我的职业。我不希望在工作之外还要讨论电影，因为人们总是对我从事的行业非常好奇，总想知道我合作过哪些人。因此，我常常随意编造一些信息，而最容易的做法就是借用上一个刚认识的人的身份信息，因为那是我刚刚听到的、记忆最深的内容。后来，在构思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把这个特点融入故事结构中，展现一个不断变化身份的主角。然而，我也不得不思考，除了这些约会经历，这个主角在日常生活中会做些什么。

但当我写作时，我发现自己其实没有什么日常生活。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拍摄现场、进行前期和后期制作，除了电影之外，我的生活并没有太多其他事情。那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独处，也经常去约会，但不再去派对。我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东西。因此，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塑造这个角色，而这就是他的生活。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有趣的日常生活，但这就是它的本质。

Zsombor Bobák：让我们谈谈电影的视觉风格吧。它采用了非常漂亮的黑白画面。你能聊聊拍摄时使用的器材吗？你在视觉上最重要的追求是什么？

李骏硕：我们使用的是索尼相机，基本上是最便宜的电影摄像机之一。选择黑白影像的原因是，我希望能以最具美感的方式呈现男性身体。我认为黑白影像能够最具表现力地传达这一点。此外，我是红绿色盲，在拍摄一些商业电影时，我会对色彩部分缺乏自信。而由于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部非常小众的作品，我想选择一个最能让我自由表达的媒介，而黑白影像正好符合这一点。另外，我也希望在电影中强调空间，因为一个人的生活空间透露了很多关于他身份的信息。当我们去陌生人的住所约会时，我们能够从这个空间推测出很多关于这个人的信息。因此，电影的镜头语言也特别强调这一点，展现这些角色如何在不同的私人空间中互动。

Zsombor Bobák：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使用了大量的广角镜头？因为从视觉上来看，这样的镜头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也创造了一种疏离感，使观众和屏幕上的角色之间产生了一种距离。我很好奇，这种距离感是你有意为之的吗？还是你主要是想要展现空间中人物的互动？

李骏硕：这个距离感并不是刻意安排的。实际上，是在我拍摄完成后，别人告诉我画面有些“疏离感”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在拍摄时，我完全没有这么想。也许是因为我对这些角色过于熟悉和投入，以至于我在构图时没有想到会给观众带来距离感。后来，我的服装设计师告诉我，这种距离感实际上是件好事。她说：“你正在创作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而这种距离感正好为你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使你能够以适当的距离审视这段关系和角色。”她认为，这种距离让观众能够以更加理性的角度来看待这段亲密关系，而不会让创作者陷入过度自我沉溺的困境。

在写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也曾思考过：“这是否是一种自恋？”但她的观点让我觉得，这种距离感恰到好处，因为它既让观众进入一个非常个人化和私密的世界，同时又不过度侵入创作者的个人情感领域。

Zsombor Bobák：对于你来说，作为创作者，讲述这样一个与自身经历高度相关的故事，可能会不自觉地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感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实际上，它可能也会起到某种保护作用，让你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你的故事。但与此同时，作为观众，我们能够感受到这层距离，尤其是当我们思考这些角色如何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如何处理亲密关系时。这部电影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度以及建立联系的困难，而这种距离感或许也成为了一个有效的叙事工具。你能进一步谈谈这部电影中关于亲密关系和人际连接的问题吗？这些议题在电影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李骏硕：我认为这涉及到同性恋群体中特有的一种关系模式——介于友情和情感关系之间的一种“暧昧关系”（situationship），而这种关系在电影中还没有被充分探索过。在当代社会，许多同性恋者会同时拥有多个性伴侣，同时也可能维持一段较为稳定、长期的关系。这种关系模式已经成为某种常态。

然而，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如何定义彼此？不同的关系是否存在等级之分？是不是某种关系就比其他关系更“神圣”？我的看法是，即使是只见过一次的人，我们也会在彼此身上留下某种印记。

电影的剧本结构正是基于这一点——主角在每一次约会和邂逅中，都会从对方那里带走一些东西：某些对话、某些身份认同的元素，甚至是某种情感印象。这就像是对同性恋友谊的一种隐喻，我们彼此间总会留下些什么，无论是字面意义上的，还是象征意义上的。在这样的关系模式中，嫉妒和占有欲也是存在的，而这也是电影想要探讨的部分之一。但同时，我们彼此间也存在着温柔和关怀，而这种情感同样是真实且有效的。所以，我最想在电影中探索的，正是这种既充满张力、又充满温柔的亲密关系。

Zsombor Bobák：你刚刚提到这部电影的结构，而我认为这正是本片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在时间处理上。虽然观众会看到角色一个接一个地经历不同的约会，但时间线却并不明确。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约会是按什么顺序发生的，甚至不确定某次约会是否发生在另一场之前或之后。这种时间上的不确定性为电影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节奏感。你在结构上有怎样的意图？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时间处理方式？

李骏硕：其实，我最初并没有特别的意图。这种时间处理方式是在我写完第一稿后才逐渐成型的。在最初的版本中，主角只是单纯地借用了不同人的名字，而我的初衷只是想要呈现那些对我个人而言有重大影响的瞬间——那些我觉得值得放入电影的时刻。

这些片段写完后，我才开始思考如何让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更具连贯性。于是，我在重写剧本时才真正思考结构问题，把这些片段重新组织起来，让它们更具有整体性。这个过程是我在这部电影创作中最享受的一部分，因为通常来说，重写剧本是非常痛苦的。但在这部电影里，我却觉得它很有趣，因为我在不断地发现新的联系点，然后把它们拼接在一起。这部电影是我开发时间最长的作品，也是我的第三部电影。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片中的某些情节是在剧本完成两年后才加进去的。对我来说，故事中的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并不那么重要，而是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性更为关键。

有些观众在观影时会试图寻找逻辑线索，去梳理时间顺序，但对我而言，这种逻辑性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更希望观众能把这部电影看作一个循环式的体验，所有的事件和关系彼此交织，它们并不是刻意设计的，而是自然而然地相互关联的。

Zsombor Bobák：确实如果把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看作是一种“邂逅”，就像片中人物之间的邂逅一样，那么它本身也成为了一个体验。在电影中，每个角色都会在相遇后从对方身上带走些什么。那么，你希望观众在看完电影后，也能从这次观影体验中带走些什么呢？

李骏硕：其实，我没有特别去想观众会带走什么。我更希望他们能够完全沉浸在电影的当下，去体验它，而不是刻意地去思考它的意义。这是一部非常“即时性”的电影。我不介意观众在离开影院后不再去想它。我希望观众能像在真实生活中聆听别人交谈一样，去感受这部电影。有些观众去影院是为了寻找一个完整的故事，但这部电影并不是那样的。我希望观众能够在观看时，像是倾听一场对话一样，全然投入当下，而不是去寻找深层次的意义。

Zsombor Bobák：让我们看看观众会如何与这部电影产生共鸣吧。但无论如何，这无疑是一种根植于“当下体验”的电影。谢谢你今天来到这里与我们交流，祝你在柏林电影节一切顺利，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李骏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