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發條辰
首發：《環球銀幕》25年11月刊
...時間具有絕對的客觀性與不可違背性，愛情卻充滿了主觀情緒與個人感受，當兩者交織時，往往會伴随着悲傷和無力。在愛情電影發展的長河中，許多導演都在講述這樣的命題，比如《本傑明 · 巴頓奇事》中“君生我未生”的錯位，《你的名字。》中不同時空的相望，《時間旅行者的妻子》中持之以恒的追尋，但如時間一刻不停地流動，創作者們對時間這一概念的感受也在變化。在9月底結束的第30屆釜山電影節上，由龔兆平執導、許光漢與袁澧林主演的《他年她日》迎來世界首映。這部帶有“軟科幻”氣質的愛情電影，再次将“時間”這一命題量化于大銀幕之上，它設定了一對身處不同時間流速的男女，折射愛情在有限與無限之間的張力。這不僅是許光漢服役歸來後的首部電影作品，也是《想見你》之後他再次投身于“時間錯位”的悲情角色之中。
影片伊始，導演便用一個強概念帶觀衆迅速進入世界觀——大地震襲來，矗立于海洋中央的“重力牆”将世界一分為二，随之扭曲出各自不同的重力與時區：優日區的一天，相當于長年區的一年。身處優日區的安晴（袁澧林飾）與長年區的薯仔（許光漢飾）仿佛命中注定般相遇、相戀，卻也不得不共同面對時間錯位帶來的宿命。聽到這種設定，觀衆似乎立刻就能預知兩人愛情的結局，但與一般順序叙事的愛情片不同，《他年她日》選擇了由安晴口述的回溯式叙事，通過她的回憶娓娓道來——在追憶與重述之間，去描繪這段跨越時間的愛情。
時間的流逝在不同電影中有着形式各異的影像化表現，在《星際穿越》中是星球間時間流速的差異，在《老去》中則通過人物急速衰老的長鏡頭來展現。而在《他年她日》中，這種變化被抽象化為“薯仔的成長”，這一過程完全通過安晴的視角呈現。換句話說，薯仔是由女性印象塑造出的男性形象，既是愛情的對象，也是情感的寄托與象征。有一個細節，安晴每次來到長年區，雖然薯仔的外貌随歲月而改變，但在她眼中，他的舉止依舊顯得稚氣未脫。直至十幾天（十幾年）之後，安晴在不知不覺中愛上了他，薯仔的形象才真正完成從“少年”到“領袖”的轉變。
時間的客觀性毋庸置疑，它幾乎決定了我們對世間萬事的理解與判斷。在《他年她日》中，時間是與愛情對抗的最大敵人，更具體地說，它真正影響的其實是兩位主角對于愛情的理解與态度。由于各自身處不同的時間體系，他們對愛情的定義、對這段關系的感受，始終存在着無法彌合的差異。“一天”與“一年”的不對等，使得兩人在付出與等待上永遠無法保持平衡。這種失衡注定了他們的愛情是悲劇性的，但即便如此，導演仍舊試圖回答一個問題——什麼是愛情的瞬間？
影片給出的答案很像《星際穿越》中的“愛可以跨越高維度的時空，超越理性與物理的束縛，成為連接彼此的唯一坐标”，薯仔與安晴那一刻的握手就是愛情最永恒的瞬間。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影片其實從未真正刻意營造濃厚的悲情底色。相反，它更像在強調兩個人努力靠近彼此的勇氣與選擇。哪怕注定無法在同一時間線上并肩，他們依然在條件有限的瞬間裡創造了屬于自己的永恒。
...以下是第30屆釜山國際電影節《他年她日》劇組群訪文字版：
Q:兩位演員（袁澧林和許光漢）都是第一次來到釜山國際電影節，這幾天跟觀衆朋友互動的過程中有什麼加印象深刻的事情或提問？
袁澧林：今天早些時候我們有一個Q&A環節，有位觀衆提了個很有趣的問題。他說電影裡很多角色都是用食物來命名（比如薯仔、番茄、雞蛋仔），在韓國文化裡，食物有時會象征生活的艱辛，可能暗示這個人的命運比較坎坷。他就問我們在命名時有沒有這樣的考慮。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因為它間接讓我了解到韓國文化的一部分，也讓我們和當地觀衆之間産生了一種交流的可能性。
許光漢：我印象最深的是，觀衆常常會問，如果現實中隻能一年見一次，你會怎麼面對？我覺得這個問題特别值得思考。電影裡的角色，不管是安靜的還是直接的，都選擇了勇敢去面對，這一點讓我很感動。
Q:本片的英文片名 Measure in Love（直譯為“以愛衡量”）和中文名《他年她日》差别很大，起這個英文名有什麼特殊的考量嗎？
龔兆平：我跟張姐（張艾嘉）在寫劇本時，一開始設定的是一個男生喜歡上一個女生，但在時間的尺度上，他的一輩子可能隻是女生生命中的一瞬間。于是我們自然會覺得，這段愛情似乎注定不對等，女生不會去愛這個男生。但随着創作推進，我們開始反思：為什麼愛情一定要用時間的長短去衡量？哪怕隻有短暫的一瞬間，如果那一刻的愛足夠真切，它也可以是永恒的。就像現實生活中，有些人可能和伴侶在一起二十年，但心裡卻一直惦記着學生時代的某個人。所以我們想表達的是，愛的衡量不一定是持續的時間。它和時間的關系，其實有更多可能性。在和張姐的讨論中，有一天我們就決定把英文片名改為 Measure in Love，用這個概念來呼應電影的核心。
Q:兩位演員平時是怎樣培養出電影當中的感情的呢？又是如何投入到角色之中的？
許光漢：因為拍攝時間其實不多，每一天都非常緊湊，所以我們必須很快進入狀态。張艾嘉監制會給我們很多提示。比如有一個鏡頭，是安琪第一次看到我的場景，當時的要求是：她看到的應該是一個變得更成熟、更穩重的男人。但同時，這個眼神裡還要傳達出“不能以貌取人”的微妙感受。我在表演時，就需要通過眼神告訴她：我已經成長了，而且我想把這份長久以來的思念一次性傳達給你。張姐在現場會不斷提醒和引導，這對我們進入角色幫助很大。
袁澧林：我是從安琪的角度出發去理解的。因為她生活在優日區，從小就習慣壓抑自己的情感。如果是我個人的話，可能會直接回應别人的追求，不會猶豫太多。但安琪卻非常内斂，很多情緒都被壓抑在心裡。表演時，我需要把這種“克制”表現出來——明明感受到很多情感向自己湧來，卻要強行壓下去。那種分寸感，其實也是安琪身上最特别的地方。
Q:本片是以安琪的視角去講述，相當于薯仔這樣的男性角色是由女性去構建并呈現給觀衆的。那麼在您創作階段，關于這種“男性由女性視角構成”的方式，您是如何設想的？另外，為什麼沒有用正序的時間來講述這個故事？
龔兆平：雖然電影表面上講的是一段愛情關系，但在創作時，我更想表現的是“薯仔的一生”。他的一輩子是通過愛情來展開的——因為遇見了這個女生，他的人生被改變，也因此得到了成長。所以整部電影其實是在展現他生命中各個階段的轉變。我們當時在寫劇本時就意識到，因為故事跨越的時間跨度很長，用女生的視角去講述，會像是在叙述一個人物傳記：她在回憶中交代他們是如何相遇的，以及這段關系如何改變了男生的一生。同時，這種叙事結構也能表現出女生在過程中所經曆的成長和思考。我們也嘗試過不同的叙事方式，但最終覺得這種以女性回憶為主的結構最适合這個故事。
Q:如果本人是電影中的角色，會對這樣的愛情作何選擇？
許光漢：嗯…如果是我的話，在醫院那個場景，我的手應該會再握久一點，再待一段時間再回去。
袁澧林：如果是我的話，我應該會很早就決定去常年區生活，因為在這個故事裡，安琪沒有出現家人。她不像薯仔那樣，他的弟弟生病，那邊也有和他一起長大的夥伴們，所以我會毫不猶豫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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