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部二战题材的片子，结局不出意料地将电影叙事的时间线推至了战争结束之际（盟军前来营救、德军战败撤退），不论是《美丽人生》中父亲牺牲以换其子之存活，还是《索尔之子》中没有儿子却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儿子”并执意将其埋葬（让其在犹太牧师的帮助下被安葬）的索尔，我们不难看到，“儿子”这个意象被此类电影表征为在惨绝人寰的纳粹集中营内的“希望”。不过，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两部电影中所描摹的“个人主义式地”且偏执狂式地对生存意义的寻求，《美丽人生》结尾时圭多的儿子被抱上了美军士兵的坦克，这似乎是一种“如愿以偿”——他因为遵守游戏规则而见到了父亲所允诺的坦克，而这也令观众长舒了一口气，即使之前的叙事结构产生了一种令人紧张而又不安的效果，但结局却保证了“游戏”与“命运”最终的严密耦合——孩子在其父亲谋划出的“游戏”中幸福地活了下来。可正如齐泽克所言，儿子难道真的就会认为这是一场游戏吗？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圣诞老人存在的大人们意图为孩子们编织出一个关于圣诞老人的美丽传说并说服他们相信，可为大人们所不知的是，孩子们可能根本就不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他们只是佯装相信的模样配合大人们的“戏法”、讨他们开心罢了。二战电影的美好结局为现代人结构出了一种幻象：“希望总是存在的（人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况）”，一方面，它成功地遮掩了实在界之创伤——纳粹集中营被象征化的不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又竭力用表征的手法将其“驯化”——集中营的题材被极为简约地撰写成了“自由”与“束缚”、“希望”与“绝望”之间的“虚假对立”的故事脚本。 在此，我并无意去评判圭多作为一名父亲在此种境况中的做法如何，而是我们应当思考，电影在处理集中营题材时所产生的关于再现维度的伦理问题。《波斯语课》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似乎超越了前者， 集中营内的幸存者总是极少数甚至是唯一（如《美丽人生》中圭多的儿子和《波斯语课》中的Gilles），这是无疑的事实，但《波斯语课》超越了通常电影对“幸存者话语”的寻求，Gilles不仅作为在波斯人身份的“假面”下得以幸存的“一”，同时他也承担着不可被化约的“多”的意义——他将2840位受难者的名字/生命以重新铸入他自创的“波斯语”中的方式保存了下来，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仅仅以肉身/个人主义式的希望理念具身的方式存在的“唯一幸存者”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