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边防一直是大患。太祖赵匡胤从立国的时候起就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为此甚至单独设立了一笔“封桩库”银,打算从契丹手中赎回。

1127年春,女真攻陷汴梁(开封),掳走徽钦二帝,康王赵构于应天府(南京)称帝,建立南宋,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宋朝只剩下半壁江山。

岳飞一直幻想着一雪靖康之耻。他分别与绍兴六年(1136年)和绍兴十年(1140年),从湖北出兵,进行了两次北伐。两次战事都很顺利,第一次由于粮草不足,被迫退兵,第二次则是被宋高宗十二道金牌催召之下,忍痛班师,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绍兴十一年底,岳飞被害死在临安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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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祐二年(1276年),临安(杭州)陷落,五岁的小皇帝宋恭帝投降元朝。

祥兴二年(1279年),在“崖山海战”中,陆秀夫背着九岁的少帝赵昺蹈海自杀,南宋灭亡,三百一十九年的宋朝历史到此彻底结束。

我们后代普通人,对于这段历史不能只关注宋朝,还应关注当时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历史和宋朝史一起,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要想了解那个时期的完整历史,李涵教授的这部《宋辽金元史论》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一、范仲淹御夏

1038年,西夏李元昊自立为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市)。当时尽管宋朝的边防力量十分薄弱,宋仁宗还是力主绝和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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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 (1988)》

康定元年(1040年),李元昊率兵攻打延州(今陕西延安)。交战中宋军大败,只好紧闭城门。幸遇大雪,西夏兵自行退去,延州才得以幸免。

为了抵御西夏,朝廷任命范仲淹担任陕西都转运使。范仲淹认为西夏境内多沙漠,粮草补给十分困难,应以防御为主,打持久战,不能进攻。

当时包括宰相吕夷简和主帅韩琦都主张应主动进攻,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仁宗下诏,准备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进讨。范仲淹当即上疏表示反对,仁宗最后采纳了范仲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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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 (1988)》中的李元昊

元年二月,韩琦接到探马报告,元昊出兵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市),韩琦尽出其兵截其归路,结果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附近惨败,战死近七万人。仁宗这才最终认识到范仲淹的主张是正确的,统一了认识,确立了以防御为主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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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圣贤名人像册》中王安石像

由于王安石罢相,新法由宋神宗坚持继续执行,众大臣一直反对新法。元丰年间(1080年~1082年),宋神宗亲自主持了一场官制的大改革,史称“元丰改制”。

在此之前,宋朝虽然一直实行唐代的“三省制”,即“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但是三省都是宰相的权力范围,直接对宰相负责。

新官制废除了原来的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的制度,以尚书省的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左相),尚书省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次相(右相)。左相行门下封驳之职,右相行中书取旨之职。门下省、中书省另设侍郎各一人,此四人代替了原来的参知政事。而尚书省的长官即为宰相,原来由检正主管的大部分职务划归到尚书省的左右司郎官。尚书省左右司,亦称左右曹,号为都司。检正或都司都相当于宰相的办公厅主任。

元丰改制后,皇帝直接向三省官员发布命令,参与到朝政中,加强了中央集权。而都司其后权力日重,实则加强了宰相的权力。其后权相如蔡京、韩侂胄、史弥远等人的出现,与之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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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各个朝代的官制,钱穆在著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有详细介绍。

三、曾布与市易务案

曾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他与吕惠卿协助王安石制定新法,深受重用,吕惠卿因父丧丁忧,曾布接替他“都检正”的职务,期间许多新法措施皆出自他的谋划。

市易法是王安石变法的举措之一,于熙宁五年三月颁行,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做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

熙宁七年(1076年),朝臣大力反对“市易法”。三月二十日,神宗令曾布查明市易务有无违法之事。曾布向市易务的主管魏继宗了解情况。魏继宗本是“市易法”的传导者之一,这时“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直指市易务三司使吕嘉问多收利息,利用官府权力而行兼并之事。

曾布如实上报之后,王安石大为不满,认为曾布借机反对新法。他让丁忧期满的吕惠卿参与调查,吕惠卿准备隐瞒真相,两人之间发生的激烈的冲突。

这时王安石请求退位,举荐吕惠卿代替自己。神宗批准,因为要倚重吕惠卿,便不再追究市易务案。

吕惠卿上任后,反追究曾布。将其杖八十,外放知饶州。曾布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年,吕惠卿被罢免,神宗有意召回曾布,询问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还是不肯用他。曾布的不得用,是新党的损失。

四、寇准之死

寇准性格耿直,疾恶如仇,好直言,常在廷上和皇帝与大臣争论。太宗和真宗对他都不喜欢,他也得不到皇帝的完全信任,同时还得罪了许多大臣。

天禧四年(1020年),真宗风疾(中风)加重,经常胡言乱语,难以正常处理政事,政务都由刘皇后处理。刘皇后的预政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对,主要以寇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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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老西儿》 (1997), 葛优饰演寇准

寇准一直反对皇后理政。这年六月,他秘密建议真宗令太子监国,并罢免丁谓。不料事机不秘,丁谓跑到真宗面前告状,要求罢免寇准。这时真宗却忘记了之前对寇准的承诺,反同意了丁谓的要求,将寇准罢相。此后真宗又忘了此事,问左右为什么久不见寇准。经过一场场的斗争,刘皇后排除了她的主要政敌,为以后的临制称朝,铺平了道路。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去世,十一岁的太子赵祯即位,是为仁宗。真宗遗诏军国重事“权取”皇太后处分,刘后开始垂帘听政。

刘后听政后,将寇准贬到了雷州(今海南岛)。由于环境恶劣,寇准虽对逆境处之泰然,毕竟年事已高,一年多后,于天圣元年 (1023年),病逝于雷州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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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针 (2014)中的刘太后

明道二年三月二十九日(1033年5月11日),刘太后病逝。宋仁宗为寇准平反,追复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太子太傅。

五、断事官

蒙古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后,忽必烈改制之前,最早设置的政务官司叫“断事官”。这是与“万户”并列的重要官职,以执行法律为职责,其权力很大,可断人生死。中书省断事官司秩正三品,相当于丞相。

书中提到了“怯薛”,但并没对此详细解释。在成吉思汗时代,“怯薛”从属于主君个人,而不属于整个氏族。怯薛是一个特权阶级,地位很高。一方面是可汗的护卫,是军队的中心力量,同时负责皇帝家事,另一方面是蒙古初期的中央行政机构,掌握政治权力。所有的执事官都是由怯薜担任的。

作者认为,断事官是单独的机构,和“怯薛”并没有关系。

忽必烈改订官制后,另立中书省,成为最高的行政中心,所有的断事官机构改成“大宗正府”,其实权大为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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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太宗窝阔台汗真像

“必阇(dū)赤”是管理文书的官员,是一种怯薜执事官,为中书省的前身。元太宗三年(1231年),窝阔台设立中书省,作者认为,这时,中书省就从怯薜执事官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政务机构。

中书省在处理文书之外,还承担征收赋税的任务。而它当初的设立,正是朝廷决定采用汉地赋税制度的结果。直接隶属中书省的机构,是十路征收课税所。课税所除征收赋税外,也有监察地方行政的责任。

这时,断事官的地位还在中书省之上。忽必烈中统年间改革官制后,中书省成为行政中枢,断事官趋向没落。

六、七万户

太祖十七年(1222年),刘黑马袭祖父职为万户。窝阔台在位时,任命萧查刺(石抹也先后人)和山东史天泽(史天倪后人)为万户。灭金前后,在河北、山东一带,又增设了四个新的万户,其中,有明确史料记载的为张柔、山东严实、山东张荣,最后一个万户,作者推测,应该是山东李璮(t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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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正定县南城门(长乐门)内的史天泽雕像

这样,连以前的三个万户,合称“七万户”。

这些万户都是世袭的,既是当地的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拥有生杀大权,可以自行征税,基本上可以相当于汉代的诸侯或唐代的藩镇。他们对于朝廷的义务主要是出兵和纳贡。

中统元年(1260年)五月,忽必烈设立十路宣抚司,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监视诸万户。之后,忽必烈采用各种手段,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的权力。

本书作者李涵教授是八十年代初第一批活跃的专家学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一点从本书中就可以看出来。如今,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论文和专著不再束之高阁,“庋藏焉”,而走到普通读者面前,让大众也有机会能够学习并领悟这些学者的思想和风范,实在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