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芭芭拉·克里德（Barbara Creed）的书籍《Return of the Monstrous-Feminine: Feminist New Wave Cinema》第三章“#M*T¥%—RAPE AND REVOLT”
翻译：ChatGPT
编辑：树
《前程似锦的女孩》（Promising Young Woman）埃默拉尔德·芬内尔（Emerald Fennell，2020）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Emerald Fennell）引发争议的影片《前程似锦的女孩》（Promising Young Woman）诞生于一个男性暴力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焦点的时代背景之中，而这一聚焦与米%…@兔运动的崛起密切相关。芬内尔本人指出，剧本“并非诞生自米%…@兔运动”，但她也承认，这部电影更广泛地“属于这个时代”（Fennell，2021b），呼应了全球范围内愈发显露的性暴力现象与女性日益坚定的反击姿态。
这是一则关于两位年轻女性悲剧命运的故事：尼娜（Nina），一位强奸受害者，最终选择自杀；以及她的挚友卡茜（Cassie，由凯瑞·穆里根（Carey Mulligan）饰演），多年后因无人伸张正义而决意为其复仇。卡茜准备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赴死，只为替挚友讨回公道。
故事聚焦于卡茜——一位辍学的医学院学生，与父母同住，在咖啡馆打工。夜晚，她游走于各类酒吧，伪装成酩酊大醉的样子，引诱那些虚伪的年轻男性。他们主动提出送她回家，实则意图对她性侵。他们将她带回家中，在未提供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对她进行性挑逗。当卡茜提出“请你停下”而遭拒时，她会瞬间恢复清醒，以冷峻语气质问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这些男人面对她的骤然清醒，往往惊慌失措，连忙辩称自己是“正人君子”并退缩。对他们而言，与一位几乎失去意识的女人发生性关系是可以的，但若她清醒，就不行。 “我以为我们之间有点感觉。”其中一人这么说着，完全不理解到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是个好人。”他坚持道。
回到家后，卡茜在床底藏着的一本本子上划去又一个男人的名字。她的复仇策略在不断推进，但她心知：这远远不够。因为这一切并未动摇强奸文化本身的根基。
她渴望更多——渴望正面对抗强奸文化的根深蒂固、潜移默化与无人问责。她逐一找上那些曾无视尼娜的关键人物：无作为的律师、不肯相信的朋友、放任不管的校长、目睹强奸却袖手旁观的男性、以及后来看录像取乐的人们。
此时，卡茜已彻底进入全面反叛状态。
当她得知当年在聚会上公开强奸尼娜的男人——亚历山大·门罗（Alexander Monroe）已从海外归来并即将结婚时，卡茜决定亲自对峙。在他举行单身派对之夜，她查得地址，换上一身性感护士装，直闯那间隐匿在森林中的木屋。
她伪装成脱衣舞女，给在场宾客下药，精心设计局面，只为与亚历山大独处于楼上的卧室内。她将他铐在床上，作为“情趣仪式”的一部分，然后告诉他：她知道他对尼娜做了什么。
她拿出一把手术刀，威胁说：若他不承认强奸行为，她就要把“尼娜”的名字刻在他的皮肤上。亚历山大拼命挣扎，终于挣脱一只手臂，掐住卡茜，用枕头将她活活闷死。卡茜奋力反抗，却不是他的对手。整整两分钟，她在痛苦中死去。
关于这一关键场景，芬内尔如此评论：
“重要的是，要让观众渴望她拿起那把手术刀——我们所有人都渴望这一刻。到了那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能对她感到恐惧。但我觉得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暴力首次真正进入这个故事时，它打破了一个被反复售卖的谎言——即在女性复仇电影中，女人只需拿起一把砍刀就能结束一切。而事实是，她失败了。对我而言，让她胜出，反而显得极其不真实。”
——芬内尔（Fennell，2020）
芬内尔（Emerald Fennell）明确指出：性侵犯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更广泛文化的一部分，一个不仅容许强奸存在、还竭尽所能掩盖罪行的系统性结构。
第二天，凶手与伴郎在林中升起一堆大火，焚烧卡茜的尸体。他们站在火堆边，目睹火焰吞噬她的身体。伴郎的举动极具象征意味——他踢了一脚卡茜烧焦的断手，将它彻底踹入炽热灰烬中。他的角色名“伴郎”（best man），在影片中成为对“强奸文化同谋者”的冷嘲：正是这些“好男人”，为暴力行为提供了庇护与沉默。
但卡茜的故事并未结束。她早已预设了“最坏的可能”，在失踪前留下了一系列笔记与指示给她的律师，标题是：“如果我失踪了该怎么做”。最终，这些笔记引来了警方，在婚礼现场当场逮捕了新郎。
在情节的关键转折处，芬内尔以一种极具张力的方式使用了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1859）中的著名段落《爱之死》（Liebestod）。在这部歌剧中，女主角伊索尔德来得太晚，无法拯救所爱之人，最后她也选择以死亡与他相伴。
卡茜的命运亦是如此。她也来得太晚，无法救回挚友尼娜，最终将自己的生命献祭给对正义的追求。她是唯一一个愿意为正义付出一切的人。
《前程似锦的女孩》是一部关于女性主义伦理的电影，直接发声于21世纪——一部关于女性友谊、正义与反叛的作品。它的叙事结构不仅依靠视觉建构，也通过精心选取的当代歌曲与古典歌剧段落完成声响上的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著名的“强奸—复仇”类型电影《我唾弃你的坟墓》（I Spit on Your Grave）也在情节高潮处使用了歌剧咏叹调：普契尼歌剧《玛侬·莱斯科》（Manon Lescaut，1893）中的《孤独、迷失、被抛弃》（“Sola, perduta, abbandonata”）。当女主角对强奸者实施报复、将其阉割并让其在浴缸中流血至死时，她戴着耳机聆听这段悲怆旋律，将施暴者的惨叫彻底隔绝。
在一次访谈中，芬内尔被问及：《前程似锦的女孩》是一部复仇电影吗？她的回答表明，她正在为米%…@兔时代重新定义这一类型。
“是的，这是一部复仇电影——但它讲述的，是当下复仇为何变得不可能，甚至徒劳。你如何寻找正义，当这一过程依然如此艰难？当放弃看起来远远更轻松？对我来说，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在讲一件事：有一个人——确切说，一个‘正直的人’——说，‘我不会放手，因为我不该，也不能。’”
——芬内尔（Fennell，2021a，第3页）
芬内尔也谈到，这部影片所制造的不适感，不仅令片中角色不安，也让部分观众感到难以承受。很多人希望卡茜“就此放手”，因为在一个极少惩罚强奸犯的社会中，强奸文化及其后果是极度创伤性的。放手，看似更容易。
“所以，我认为，让一个人踏上一段旅程——不仅是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她的朋友，为了所经历的不公，同时也为了宽恕——她其实是在努力原谅自己。她在乞求有人能证明她错了，证明这个世界不是她所认定的那样。但多数时候，这不过是一场徒劳的练习。”
——芬内尔（Fennell，2021a，第3页）
但现实是，根本没有任何人愿意证明卡茜错了。没有人愿意承认这样的世界不会为被强奸、被谋杀的女性伸张正义，尤其当施暴者是“前程似锦的青年”——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前途光明的男性（或任何男性）时。
在某种意义上，卡茜其实早已死于悲伤。在她步入“卑贱之旅”（journey into abjection）的过程中，她经历了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82，第25页）所描述的“虚无”——一种象征着内在反叛与转变前夕的状态。
而当卡茜真正迎来死亡时——那是一场足以媲美任何歌剧的悲剧性场面——它的后果却并非令人沮丧，而是出人意料地振奋人心。她的死亡是一场殉道行为，而在这场牺牲中，卡茜完成了终极复仇。但“复仇”一词，并不足以完整描述她的行动。她深入卑贱之境，对一切进行彻底质疑，这场旅程将“复仇”转化为一场全面的反叛。
卡茜让每一个人都承担起责任。因此当她的死亡发生时，所发生的一切成为一个清晰而尖锐的警示：女性将不再默默忍受强奸文化的猖獗。
芬内尔将整部叙事植根于歌剧与神话之中，强调强奸作为一种古老且普遍存在的机制，早已被用来令女性保持恐惧与顺从。
“卡茜”（Cassie）这个名字是对“卡珊德拉”（Cassandra）的缩写——她是希腊神话中的女祭司，拥有预言能力，却从不被相信，尽管她所预言的一切终将实现。卡茜精心筹划的惩罚机制，也确实一一兑现。
心理学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将卡珊德拉的神话解读为“个体良知之声”。她指出：“卡珊德拉预示即将到来的灾难，警告惩罚终将降临，悲伤也将随之而来。”（克莱因，1975，第293页）
在她的死亡中，卡茜成为了预言与报应之怪异女性（monstrous-feminine of prophecy and re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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