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的,当时找片的时候,我模模糊糊就把它和《白日焰火》《心迷宫》《血观音》《嘉年华》、《大佛普拉斯》《追凶者也》《无名之辈》《驴得水》《无人区》归差不多一类了。黑色、犯罪、带点文艺色彩,亦或是喜剧色彩

导演忻钰坤是一个极擅长运用各种隐喻与符号来表达电影内核的人,在这部电影中,也充满了各种另有深意的镜头语言。

三角与羔羊

在电影开始,小男孩在放羊时便用石头摆了一个三角形的金字塔,之后这堆石块被打乱,预示了小男孩的命运(男孩名叫张磊,由三个石组成,石块被打乱,也意味着小男孩凶多吉少);昌万年的办公桌上也摆着一个金字塔模型;徐文杰寻找女儿时路过的山峰;直至电影结束张保民身后那座轰然坍塌的山,也是金子塔。

金子塔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是导演对人类社会层级划分的潜在隐喻:塔尖是社会上层,中间是中产阶级,塔底则是社会底层。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电影中表现为:作为社会上层的昌万年掌握着财富和力量,在非法采矿后,又想让中产阶级的律师徐文杰帮其解决麻烦,而社会底层的张保民,则是弱势群体,他们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没有话语权,这在电影中具体表现为张保民的失语,表面是他与人打架后咬断舌头不愿再说话,但实则暗指社会底层群体的无处发声和苍白无力。

与此相呼应的,是影片中的另一个隐喻符号:羔羊。

羔羊是贯穿电影的一个元素,张磊一出场便是在放羊;被张保民戳瞎眼睛的屠户,宰的是羊;昌万年如饕餮般大快朵颐的,也是羊肉,当他请同行吃羊肉时,对方说,我吃素。昌万年说,羊也吃素。言外之意是:羊本就是食物链的最底端,你吃素,那么你只能像羊一样被顶层食物链吃掉。

由此,人类社会中的层级划分通过“羔羊”这一具象化的符号而形成一个闭环:穷人养羊,屠户宰羊,富人吃羊。

这个在现实世界里真实存在,而又无法被搬上桌面的问题,被导演通过这种方式巧妙地表现出来。

名字与命运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名字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它承载着长辈的期许,包含着家族的愿望,甚至很多时候确实是“人如其名”,只消知道一个人的名字,便可大抵知晓其人大概。

在本片中,亦是如此,三个角色的命运,都已被导演写进了名字里。

张保民

张保民,这在中国农村是一个极普遍的名字。很多地方都有一个习俗,那就是名字起的越贱,孩子越好养活——我的家乡即是如此,也因此而诞生了不少让人哑然失笑的名字。张保民,他想做的,不过是保住自己的正常生活而已,所以他宁愿与人打架也不愿在协议书上签字(那意味着对他家乡的毁灭,电影中多处显示那个小村庄已遭到污染);在孩子丢失后,即便冒着危险也要独创龙潭。他希求的不过是保住自己的生活,找回自己的孩子,但当这种基本要求都不能实现时,他便只能寻求暴力,电影中他几乎是从头打到尾,但这并非他的本意——在这里,导演让我们知道,当社会底层人物最基本的诉求都无法满足时,保民便会成为暴民。而保民与暴民之间的距离,就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和时代的公正。

昌万年

昌万年,这个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商人,他想要昌盛万年,财源滚滚,他想要真正融入上层社会,使自己成为一个“体面人”,所以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精致的领带,为学校捐钱也是为了树立自己的伪善,但在骨子里,却始终有一种无法磨灭的贪婪与卑微:为了财富而不择手段地威胁同行,西装领带下不伦不类的穿着布鞋,甚至连他的头发也是假的。影片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情节是:张磊专门为他心爱的小羊羔在屋内搭了个窝,昌万年一边涮着新鲜羊肉一边吩咐把羊肉抽成真空寄给国外的儿子。这又是一个颇有意味的隐喻:穷人的孩子在放羊,富人的孩子在吃羊,穷人的孩子视为珍宝的东西,在富人眼里,不过是餐桌上的一餐美食。而最终,这个霸气无比的名字并没有带给他好运,当他的人性在那座充斥着血腥肉味的豪华房间里迷失方向时,也预示着他最终的结局是走向毁灭。

徐文杰

徐文杰,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名字,再贴切不过。他在影片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有人认为导演在这个角色上的塑造显得过于单薄,但可能正是这种若有若无的弱化,才更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符合导演对这个人物的要求。他在影片的前半段一直沉默寡言,这种沉默既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现实的妥协。徐文杰的身份设定是律师,他本该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伸张正义发声呐喊,但却选择沉默,甚至与社会上层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他并非从一开始就是恶人,当他因昌万年而陷入泥潭时,他一直拒绝接听电话,想要与罪恶保持距离。当他自己的女儿被绑架时,他的语言才渐渐多了起来,导演告诉我们:这一阶层发声的前提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伤害。而当他最后面对警察质询,在缓缓戴上让自己显得文质彬彬的眼镜,面无愧色地说出“没有”二字时,也意味着他的灵魂永远跌入了深渊。

主角虽然是张保民,但戏眼其实是徐文杰。张保民身上一直有一种善的力量,即便无法发声,他也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寻求正义。但徐文杰是本该发声,却选择沉默;有机会揭开罪恶,但最终掩盖真相。在他身上,体现了人性堕落的全部过程。

电影中的情节设置也颇值寻味:当张保民被一群打手追赶时,救他的,是曾被他戳瞎眼睛的屠户;而当徐文杰的女儿为张保民所救后,他依然选择沉默和自保。在这里,两个阶层形成强烈对比:屠夫貌似粗鲁,但却秉持人性中最重要的善良;律师文质彬彬,但却践踏现实里最基本的底线。这也正印证了一句老话:“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汉娜•阿伦特曾提出著名的“平庸之恶”:即人们不去阻止显而易见的恶行,甚至直接参与。但徐文杰的恶,已不是“平庸之恶”,而是有意识地选择恶,并且成为恶的帮凶。

当一个有责任、有能力、有机会去伸张正义的阶层集体失声时,就是一个社会道德秩序的彻底崩坏。

暴裂与无声,倘若我们将他们拆分开来,我们知道,“暴”是指狂暴、暴力,“裂”是指被暴力冲击过后的撕裂与伤痕,而“无声”则与“暴裂”形成鲜明对比,既指社会底层的张保民在遭遇伤痛时的嘶哑无力,也指沆瀣一气的昌万年、徐文杰在面对质询时的沉默无言。

暴裂与无声,在这三个人物身上都有体现。

电影里的张保民,几乎一路打到尾,作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这几乎是他寻找真相、维护权益的唯一方式。电影里他的打斗动作设计为生硬刚猛,他并没有什么格斗技巧,只是凭借一身蛮力,希望在打倒那些恶人后,真相便能浮出水面。他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但并不崇尚暴力。而他的“无声”,则伴随整个过程。影片的最后,张保民倔强单薄的身影站在那里,他身后那座象征着社会层级的金字塔形的山峰轰然倒塌,这既意味着这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终有一日会土崩瓦解,也代表张保民心中最后一丝希望被彻底扑灭——山崩的力量与沉默的父亲,这一组影像无疑会形成强烈对比。

相比于张保民,昌万年的“暴”,是植根在他人性深处的。非法采矿导致小村庄污染日益严重,于是他便找来律师为他摆平;同行不愿将生意转让,他便威胁毒打;矿工不愿与他合作,他便派打手施以暴力。他始终是一个嚣张跋扈残暴阴险的形象,直至最后在面对警察质问时,说出那声让人心寒的“没有”。

而徐文杰的“暴”,或者说“恶”,则隐藏的最深,但只有他的“暴”最让人感慨、最让人压抑:他的能力足以保证衣食温饱,但当他的妻子病重时,他为了钱而接受昌万年的条件,并在此过程中误杀了张磊,与昌万年相比,他一直有一种内心的负罪感,因此他选择隐忍,选择与昌万年保持距离。在电影的前半部分,他的角色显得若有若无,直到他的女儿被绑架,他才为自己发声。他原本有机会完成救赎,却最终选择沉沦。

暴裂与无声,善良与罪恶,真相与迷离,永远不会落幕,一直都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