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粘稠的家庭关系，不再有一个必须团结的表象遮掩，被现实的利剑戳得漏雨漏风。
身为油田保卫科科长的三叔，本来是家族风光的象征，能够帮忙转户口，把小弟工作调回来。当丧失行为能力时，他先前的好只能成为他人语言上的念叨，人本身却成为沉重的累赘。中国乡村毫无容错率可言，能够体面生存的，仅有赚钱多、身体强健的男性，其他人，残障的女性、老人、孩子，挣钱不够多的男人都可成为被嘲讽和攻讦的对象，甚至身体健康的老人都会被视为拖累，后服农药自尽。
为何如此荒诞？因为没有制度保障，也没有人本主义的道德关怀，那么在农村被遮蔽的黑暗角落，对于弱者的欺凌就可以被摆在明面上，无人指控、无人追责。
现实与戏相交融，刘陆作为假丽丽，反倒替真丽丽完成了许多她被观众、被社会所期待的那些行为。下一辈已经成长到无法依靠毫不反思的亲情话语压制的阶段，丽丽被期待每年回来看看父亲，或者直接将父亲接走，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大家庭的负担。但是她成长的环境、后来的经历，以及父亲的病，已经很难把她们再捆绑着嵌入传统的“父慈子孝”叙事中。这不是替她回答刘陆的质疑“你为什么十年不回家。”
只是失智这种病，把每一个家庭推向了它不能承受的极限。独生子女如何照顾父母，请护工、送养老院，还是自己边上班边熬着。“送养老院”仍然被外界认为是一种不孝行为，以及巨额的费用如何分担。
弱者体面的死亡成为每个人必修的课题，也变成了这个时代的通识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