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乘船而去》，明显地更加现实甚至残酷地揭示了东亚家庭内部的斗争性与政治性。
移民下层家庭本身诅咒性的社会位置与地位，形塑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行动逻辑，子女和外孙争名争财争位序，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的不仅是对赡养陪护老人互惠甚至对价的期待，毫无疑问也是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话题在此中的关联。
传统习惯和伦理赋予姥姥延伸到长子的自恋（自我实现的欲望），也让她在这种观念锁闭之中陷入困顿，并且无意识压抑自己本真的亲情需求：更偏爱长子却屡遭背叛，打压女儿却最终吐露衷肠。梦中真切渴求的是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现实之中能够扮演它们的却恰恰仅是女儿和外孙。可是，仍未改变的事实是“儿子继承家产，女儿继承癌症”，“慈”仍旧是符号性和有差等的，它可以是。
但如果只是这么冷冰冰的话，我们不会如此感伤，电影不会如此赚足眼泪，毕竟重“孝”“慈”与生丧，同样是我们长期用感性认知和抽象理解镌刻在心里的文化模式。文明虽然已如弗洛伊德所刺般压抑已极，然而我们对文明的态度是这样的：“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理想的人格始终在成为的过程中、朝着文质彬彬前进。
所以，线索最终可以收束到阿安心中产生的细微变化——至少从毫不犹豫地卖房赚钱，到遮遮掩掩，到失望失眠，再到扶灵送行。换言之，他在躬身力行的照护实践中，将姥姥对自己的态度也纳入了自我之中，置身于祖孙共在的日常中，生发出了具备能动性和对抗性的、对姥姥真切的爱。巴赫金说：“存在就意味着为他人而在，就意味着通过他人，为自己而在。一个人是没有任何内在自主疆域的，他完全而始终地置身边界。他向内注视着自己，也看穿他人的眼睛，或者用他人的眼睛来看。”诚然，我们所一并纳入的，还有上面一系列既有的结构，但我们是时间性的，“主我”是迭代性的，我们亲缘实践的形态并无定质、结构性的不平等仍始终有机会在能动性的三和弦中发生变迁。“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阿安身上呈现的无非是“性”，发动的无非是“教”：“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所以对我来说，泪水虽迟但到，但始终心旌摇荡，仍有机会陪伴在姥姥和爷奶身旁的时光不应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