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永远不可能再梦到一个作为主体存在的妻子来，正如柯南伯格不可能在《裹尸布》中拍出一个有主体性的妻子角色——这正是死亡的意义所在，主体终结了；留下的是一个“作者已死”的客体，任人诠释，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上来评几句。而越是爱恋那存在过却已离去的人，就越不能点到为止，客体的形象就越不由那思念的主体的意愿形塑，反而是由思念的主体感受到的焦虑和恐惧所形塑；它会蚕食主体，迫使主体把逝者曾经稳固的形象也一并扭曲掉，让本来清晰的爱笼罩上不断扩张的猜疑，终令主体感到难以承受，故作决绝地说出“我已经不想要她了”这样违逆本心的话，也不过是对这侵略性的客体其实微不足道的抵抗。思念者只有学会与它共存。电影里两个与主角发生性关系的对象，都分别拥有亡妻的某样特征，性格或是身体，但没有一位是完全的，这些残缺的形象，连同结尾处韩国女人的变形，会追随他到坟墓底下，补完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