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在绝大多数的时刻，呈现的是悬置了语言归类的图像。看电影，是对图像进行语言归类的过程。对一张图像的语言归类，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对一连串图像，且图像与图像间存在作者的介入去把它们联系起来的话，针对这组图像的语言归类的多样性在理想情况下会锐减为一，这个一就是作者的表达。但是观众当然会有不同程度的对电影的理解，理解是发生在脑子里的，我们看不到他人理解的程度，但当他人用语言说出来，他在这个电影里看到了什么，假如是看到了前后分段其实是人的转世、既视感，看到城市吞噬人心，这些都不能说是错，但却是在最浅层，离那个作者的一，还远着。
斗胆讲讲我的解释。电影的前后两段，里面的相同的演员，其实指代的就是同一个人。不过这些同一个人，在前后两段分别的乡村和城市两个环境的塑造下，有了不同的行为习惯，导致了不同的人生际遇。所以这些人的人心没有变（我否定了城市可以吞噬人心）、社会背景没有变（同处在军zf的管辖下）。由此，这部片完全是关于乡村和城市人与人相处形态的人类学调查。它有趣的点，就在于乡村和城市里医院和医院周围空间的异同，人们怎么在这些空间的特性下催生出某种人际交往模式，人对空间的利用方式等等。因此绝不涉及任何形而上的象征，所有的表达都是在实体的空间中，在人的行动中。
比方，前半段乡村里的女主角，在医院里给僧人就诊，诊室在一楼，设置有三个大窗，一个借过女主角钱不还的人走过被她看到，她就追出去和他说理。而在后半段城市里的女主角，在医院里同样给人看病，但是医院已不是乡村里占地面小且扁平的楼房，而是垂直的、分区明确的、用以服务更多人群的大型医院。因此就有其它医生接手了同一个僧人的就诊工作，导致女主角不会遇到他。而女主角的诊室，在高楼层中，对着墙，也没了前半段里的那种互动可能。
所以小乡村的开敞空间和熟人社会，带来了人际紧密的效果，你对人更有信任，但根据情境其实有好有坏；大城市的封闭秩序和原子化个体，一切都更加便利，但你我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面，即使碰到了也有戒心，关系无法发展，最后也是有好有坏。但两个地方的好坏是多少错开来的，对立仍在，很清晰，问题是不论在哪个地方你都没法儿得到个双份，既有这个也有那个，你必须权衡，忍受某一遗憾。那么哪种生活方式的好会更多，坏更少？这也是可以商榷的事情，留给读者观影后自行感受。
我觉得水平一般的评论，就是他们要隐去这个有好有坏的部分，要把乡村描绘得像是好的象征，城市则是坏的象征，其实对于倾向这样看的人自己也会失去掉对细节的把握，导致影片的深度在他们的理解中锐减，乃至变得肤浅。而阿彼察邦显然有把不合时宜的那些暗面放进去，他偏向乡村，也不掩盖乡村的瑕疵。这才叫作者。这是艺术作品的表达和灌输、洗脑的区别所在。艺术形象的具体本就具有感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