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影片信息：《诗人》，导演：刘浩，编剧：刘浩，主演：宋佳、朱亚文、张瑶、周里京，中国大陆，2021年）

原本神圣的诗歌在电影《诗人》里表现的并不那么神圣，因为神圣只是涂抹在诗歌上的油彩，而这层油彩在人为的挥洒下让诗歌成为了应付生活的工具。生活面前，工具理念侵蚀人心的同时又让真正的自我在与之撕扯的对抗中经受着灵魂的阵痛和冲击，直至以肉身毁灭的方式遗弃自我在人世的喧嚣里。

电影《诗人》用应付生活的故事演义了一个关于“诗人之死”的个人悲剧。这个悲剧难以给世上之人带来任何触动，它只是展现了以诗人所喻指的举凡一切有抱负、有理想之人在庸常人事的碾压和改造下是如何以理想化为泡影宣告彻底失败的这一现实经验。

不能轻易的去质疑电影里爱写诗的李五是否有着对诗歌创作纯粹的动机。“诗人”的定义首先在于他是一个人，一个不能免除七情六欲的人。诗写的好坏和一个人的七情六欲根本就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李五不过将这两个概念的边界表现的稍显模糊了些而已。这让李五有着跻身于优秀诗人行列的基本素质，亦即被七情六欲裹挟的同时，李五依旧保持了一份坚守诗歌创作较为纯粹的灵魂。

可李五仍然要为应付生活而筹谋着。当《诗刊》的汇款单搁在传达室的窗口上，等着李五领取之际，李五却对传达室的杨师傅谎称自己当天有事，第二天再来领取。李五对生活的筹谋让其人的小小心计可嗟可叹，从中也得以窥见底层的普通人在毫无根基和背景的前提下脱颖而出的艰难。李五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吸引全矿职工的注目，以此来获得他萌生在想象中可能会出现的机会。

按照这个故事演义的脉络（同现实生活大相径庭的脉络），李五得到了机会的垂青。著名诗人张目来煤矿采风，李五被矿领导借调到宣传科协助工作，也就不用再下矿井挖煤了。此时的李五成了矿工们学习的榜样，诗歌作为应付生活的工具这一理念也在此后的情节里得到进一步的突显。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在矿工小刘带着自己的诗歌习作来请李五指点一二的时候，观照出人性的识见在现实面上尊崇“榜样”所具现出的一抹真实的心性。合同工小刘对转正成为国家正式工人有着无限的憧憬，这一憧憬在李五因为发表诗作得到矿领导的器重而激发了个人心性的活泛。因此，小刘对诗歌的认识也就有了应付生活的直接性。诗歌就是转正，就是不用再回农村当农民的契机。这一认识下，诗意彻底退出生活，诗的纯粹也荡然无存。

真正的生活中，诗歌从未获得真正的尊重。影片不仅用小刘的认识佐证了普通人对诗歌工具性质的理解，还用李莉对“诗人”虚荣的追捧给诗歌蒙上了一层装扮自我的迷幻因子。因为对李五给妻子陈惠写了不少诗感到羡慕，无法对那些诗里所蕴含的情感进行精神打量的李莉在男人给女人写诗这种无谓的痴迷下产生了徒具浪漫形式的虚荣。它让李莉在岁月的迁延中始终难以忘怀那个写诗写出了“诗人”名号的叫做李五的男人，实则想让后者给自己也写一首诗。

孰料，在商品大潮的冲刷面前，时代整个儿变了。尽管李五熟悉的街景还在，相熟之人的面孔还是那么亲切，空气中奔涌的喧嚣却让往日里的宁静与祥和不复寻觅。随着已算得上功成名就的李五的视线，在对那些熟识的人事之一一梳理下，新时期展现出一幅同过去相异的样貌。它以李五对自己已经是个废人的自嘲，寓意了精神的委顿已是新的时代大潮里个人难以排解的苦闷的根源。李五无法给李莉写诗，他连一行等等灵魂的好诗也写不出来了。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走得太快了。就连李五，这个一边写诗，一边筹谋生活之人，因缘际会的摘取了名利和地位，却永远失去了对诗意的采撷和捕捉。这让个人的感悟成为虚应生活的机巧，只产出写给他人看的诗，写给自己的诗则积压、尘封，成了永绝天日的悲酸记录。

影片里，老诗人张目从李五那些未曾发表的诗作中看见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这是年轻人无惧和任性所表达出的自我，它以李五最终被宣传科退回班组而见证了自由意志的碰壁和失败。当诗人的自由意志得到湮灭，李五的成功也是一个被注定的结果。只是这个结果在故事的演义里让李五延续了张目的哀叹，写一首或者一行好诗，是诗人之魂不至于涣散的悲声。

有了诗人出自心境上的悲声，诗歌获得了最后的尊严。在没人读诗的时代，诗人面对的不是一个被遗弃的命运，而是众声喧哗里无法抵达诗意空间的困境。这个困境里有诗人肉身的疲累、心绪的苍凉、不被理解的漠视，抛诸于时代荒野的创痛，这让诗人的死除了象征一个时代精神的失落，未曾在影片里表现出其它任何意义。倒是李五出了车祸之后，他曾经住过的街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拆迁。这种对飞驰前进的时代速度惯常的表现手法将时代对个体的漠然映照的深刻而真实。藉由这种真实，影片结尾也就揭示出一个世道的麻木。它遍布尘世，且习以为常。

（全文完。作于2022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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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栩。所用笔名有王沐雨、许沐雨、许沐雨的藏书柜、王栩326，定居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