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李沧东的镜头与故事总是冷感的，一如作家李沧东的笔锋，凌厉、直白，如锐利的手术锋刃，残忍地将现实剖开。
“故事就是在毫无预警的，奇怪的地方找到了我们.”
寻常的城市角落，寻常的一日，寻常的事与人。李沧东善于将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现实与阶级问题掩藏于日常生活最细微的事件中。无论《绿洲》、《薄荷糖》或是《燃烧》中的钟秀与惠美，均是契合“小人物”的特质的男女主角，他们因毫无预警的因缘相遇。“工厂的薄荷糖”“折枝的花束”“酬宾的奖品手表”，不起眼的物件却成为了男女主之间密切且珍贵的联系，像是一种恩赐，也是魔咒，超越物质本身，将二人连结。
“异化是一种人性的悲剧。”
哲学家、诗人、教育家、作者用他们的笔与文字，记录着，叫喊着，以驱赶资本这只恶兽。但现实总是不幸，我们所熟悉的事物，熟悉的人，乃至自我在日复一日的求生之中迫卷入环境、社会结构，阶级带来的异化与扭曲。必须认知且承认的一点，即异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李沧东设置钟秀、惠美和Ben三位主角，三者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截然不同的身份，截然不同的财富与地位，却是无差别的Soul Hunger，他们所渴求的“对象”或许疏途，但之于“意义”的探求却使三人同归。而此种“同质”属性，通过镜头传递而来的，即是如鬼魅般伴随整个观影过程的，近乎虚无的“疏离感”与将其具象呈现的，复杂而空洞的文字游戏———暗喻。
以不寻常的，古怪的，引线般的意向贯穿场景设计，构图、色彩等画面构成元素中，营造出仿徨不安、令人难耐，充斥着不和谐与割裂感的矛盾图像。灰黄调下，并不热闹的折扣商店门口惠美艳丽扎眼的玫红短裙；摇曳光斑中，不起眼角落淡色调的共食；狭窄、逼仄的小屋，粉色床单上转瞬的光照；坡州沉郁的蓝绿色乡野与独夜，杂乱无章却少了生气的旧屋，骚扰的电话铃声喋喋不休，深陷老旧沙发中的钟秀仿佛流浪的过客；严肃的法庭占据着暖色调，橙黄色的旁听区只有深灰色的钟秀列席；幽暗包房中，烛火跳动，虽说玩乐满座皆晚宴似隆重，惠美的粉色碎花短衫在节奏声中轻盈摇曳着，“疏离”之于钟秀与惠美的体现，在于其自身身份的边缘性。此种不确定的徘徊，即是底部挣扎者对向往世界，与社会现实无法跨越的阶级差距。明媚的豪华公寓，无所事事的生活，包容的谈吐与虚伪的友善，看似相融的特质，实则房间内扭曲怪异的艺术品与卫生间中不应存在的化妆箱；塞得满当的冰箱伪造出热烈的氛围，燃烧的炉灶沸腾的却非生活气息，Ben的“疏离”在于其不恰当的刻意。资本、金钱、一切普世之中“有价值“的堆彻填不满内心的狂热与饥饿。他早已洞彻生命的本质即”无意义”，早为虚无洞穿的魂灵更无法得到救赎。燃烧草叶熏呛的迷烟飘散在坡州澄明的空气中，树木随晚风摇曳，荡荡着是破废仓屋的空响，那些饥饿的灵魂一时沉醉，又一时苏醒。
“忘掉这里没有橘子就行了”。
自欺欺人的疏离者惠美，失去故居，漂泊孤独的她卡债缠身，她在虚空中表演出“拥有”与“存在”的默剧。“卡债缠身，不曾拥有的她在默剧表演中虚构出“物质”的存在。她之于钟秀的情感或是爱，或是对于存在的某种证明，但置于现实与选择前，作为为生存挣扎的流浪者，面包永远先于爱情。
“妈妈离开家那天，我把她衣服烧了，是爸爸吩咐的”。
愤怒的疏离者钟秀，居住在边界，耳边听到的总是朝鲜的对南广播。父亲的固执与暴戾影响与摧毁的生活让他习惯于寡言，习惯于麻木。心不在焉的情事，堆积结块的牛粪，枯干的田地，被留下的牛犊，不相熟的邻居，代笔的和解书，以及无法实现的作家的梦想扭结成一直被压抑、克制、乃至回避的需求。不断流逝的意义是他无法抓住的失去，直到一无所有，愤怒方才点燃他仅剩的爱慕。
“没有眼泪这个证据，就无法证明是否是悲伤的情绪了”。
结网的疏离者Ben，以玩乐为职业的”伟大的盖茨比”，他居于上位者的身份，接纳并审视着“燃烧的事实”。Ben即是故事的开始亦是终结，他以谎言、毁灭、欲望、存在、不存在编造出将世界包裹的缠网，目的却是寻求虚无生命注定的终结。
暗喻是“疏离”的谜题，也是“疏离”的谜底。薛定谔的boil，不存在的井，作为祭品的意大利面，夕阳下梦幻般的great hunger之舞，赤裸坦诚的躯体，弹奏着毁灭的欲望的贝斯，自然的道德，无解的困境、消失无踪的惠美，完好无损的塑料棚，对于生的渴求皆源于自我与意识中不为人知晓的那些珍贵记忆与情感。
卑微者依旧无力，虚无仍不可驱散。冰天雪地中，钟秀赤身裸体，愤怒脱去枷锁，跨越意义与观念的界限，他走向他破旧的皮卡，驶向不可知的未来，身后，生与死之意在马达的共鸣声中点燃那一场最盛大的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