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天才女友S03E03：治疗

书里写了些肮脏的事，莱农。那些男人不想听到的事，女人知道但不敢说的事。

0、视线

在第三集的细说开始之前，我想补述一笔有关莱农视线的分析。前两集的故事，拍得很有对称性，已经多次提及，其中包括两个出镜的孩子，西尔维亚的孩子和莉拉的孩子。莱农对这两个孩子的态度，也是内在呼应的，他们——对莱农而言其实是“它们”——使尼诺变相地在场。尼诺一旦“在场”，就会改变整个环境的气氛，改变莱农的心态，改变莱农与其他女性的关系。比如，当莱农不知道西尔维亚的孩子与尼诺的关系时，场景气氛是温馨善意的，莱农和那个婴儿的相处几近童话的氛围，莱农对待西尔维亚更有一种女性共同体的意味。但尼诺忽然成为婴儿的父亲，一切转变。

在第一次分析时，我为那个结局提供了三种角度，以及一个包括三种角度的综合视角，这个综合视角并不是和稀泥，它其实是我更为认可的一种分层视角或者棱镜视角，因为对我而言，事物一旦被深入看待，就会从单一属性趋向混杂属性，我想做的，就是将混杂的人类情感与观念梳理出一个相对清晰的秩序，还原它的全面性，从分别中窥视整体，从梳理中触及全貌。因此，我现在所做的额外分析，只是对这个混融视角的补充，而非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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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农得知了孩子和尼诺的关系，当然，同时也意味着她得知了西尔维亚与尼诺的关系，莱农沉默消化了片刻，扭头而视，画面切为强调眼神的特写，我们可以看到莱农的眼神变得异常冷峻，这个镜头顺着她的扭头方向有小幅的移动。紧接着下一个镜头是个同“比例”的特写，事实上拍下的是整个孩子的大半身和母亲西尔维亚的一只手掌。孩子大半身容入镜头之中，怎么能叫特写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画面，呈现的是莱农视线中的内容，她先是看向了抱在西尔维亚手中的孩子，而在莱农的视线之中，孩子和西尔维亚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客体存在的，或者说，孩子是作为一个附属品，一个“它”，附着在作为母体的西尔维亚身上的。所以孩子只是整个“母—子”客体的一个局部，对孩子的拍摄是对整体的某个局部进行特写。何以见得孩子是莱农视线中的内容，孩子和母亲是莱农视线中的一个完整客体呢？这个前提很关键，是需要证明的。理由是前后两个镜头的拍法具有明显的逻辑关联。一，镜头的移动。随着莱农扭头向右看，镜头也随之从左向右移动一小段距离，此时莱农向站在莱农右侧几步开外的西尔维亚问了那个问题：“孩子的父亲叫尼诺？”与话语相应，镜头立刻落在襁褓中的孩子身上。按理说镜头可以不中断，迅速移到孩子身上，但是可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镜头中的内容，换言之，使内容／对象单一化，不出现干扰物／杂质，镜头切断为二，但意义是相连的，两个镜头展示了一套完整的意义动作。第二个镜头并没有随着落在孩子的身上而终止，而是出现了如同第一个镜头那样的移动，这次是顺着怀抱孩子的西尔维亚的躯干线向上，定在西尔维亚的脸上。虽然第一个镜头的移动本身不等于莱农的视线，但它刻画出了莱农的视线轨迹，这一点和第二个镜头的移动是一样的，第二个镜头的移动既是莱农的视线本身，自然也是莱农的视线轨迹。两个镜头中的移动，符合人物的方位与动作关系，而且两次移动，气息是一致的，这不好解释，这种气息的一致可能就在那相似的移动节奏和相似的轻微颤动之中。二，镜头的景别。莱农的视线发出时，使用的是具有冲击力的特写，这和她内心的情绪动荡是一致的，随即表现莱农视线所及之处，又是两个具有冲击力的局部特写，先是孩子，再是西尔维亚的脸，要素清晰明确，引发莱农震动的正是这两个要素，一是尼诺的孩子，二是尼诺的女人，因为这两个要素都是莱农想要据为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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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说得太细太远了，好在写不是说，写下的文字使得上下文是有迹可循的，所以我们依然可以顺利地回到最初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论证这句话：“尼诺一旦‘在场’，就会改变整个环境的气氛，改变莱农的心态，改变莱农与其他女性的关系。”上述分析是为了证明两个镜头之间的逻辑关系，现在我们已经明确，后者承接了前者，二者共同展现了一组整体动作。因此我们也可以确定了，莱农眼神中的冷峻，外在地、具象地来看，照向的就是西尔维亚这对母子（当然根据第一篇的分析，它同样可以内在地、抽象地照向尼诺，又反过来窥照出自己，同时牵连着莉拉）。刚才举的是第一集末尾的例子，第二集莱农和莉拉见面后，立即就出现了第二个例子。在莉拉回忆自己在工厂上班期间的故事之前，她先要求莱农答应自己一件事：假如我出了什么意外，你要代我养育詹纳罗。原本，两人久未谋面，相互思念。对莱农而言，病弱的莉拉又是最不具备侵略性的莉拉，这让莱农感到很安全，感到自己被莉拉需要，感到自己比莉拉强。因此刚走进莉拉房间时，两人之间的氛围是温馨柔情的，房中弥漫着神圣友谊的气息，莱农坐在床边，已经预备好了倾听者的心理和被求助者的姿态。但莉拉却“要死不死”地，忽然又蓬发出攻击性，她几乎在逼迫莱农收养自己的孩子。镜头不断以特写呈现莱农的面部情绪，震惊，隐痛，还有轻微的愤怒，都藏身在眼神的漩涡里。此时尼诺就“在场”了，温和的莱农变得尖锐起来，两人的对话立刻有交锋意味，神圣气息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世俗的妒与恨，痛与恶。这里又有一个表现莱农转头而视的镜头，看向睡着的詹纳罗，眼中带着和第一集末尾的转头镜头相似的冷峻。这个眼神再次诱出莱农内心深处隐藏的那些“阴暗”心理。她怎么忍受得了尼诺和别的女人生下的孩子每天出现在自己眼前，向自己炫耀她输得有多惨，而自己竟然还要替那个践踏自己灵魂的女人做她孩子的保姆？但是这种“阴暗”心理，毕竟是居于心理底层的，只会偶尔破土，在大多数时候，是被深深被压抑的，所以莱农不会和莉拉决裂，不会掐死莉拉的孩子。友谊的盐分不可蠡测，她们是不可分离的朋友，莱农一定会全力帮助莉拉。

1、力量

讲述停歇，莉拉沉沉睡去，汽笛声起，已是新的黎明。莱农熄灭那盏发亮整晚的床灯，扣上襟扣，轻轻退出那一屋讲述之后迟迷、燠热的漶遗。恩佐和帕斯卡莱在另一房间也是夤夜镇守。

从莉拉的讲述中，莱农深知莉拉不能继续在工厂做下去，帕斯卡莱不以为然，他不知道莉拉在感官与思维上的独特性，他只觉得，莉拉和所有工人一样，十分辛苦，但也只是辛苦。他只重体力，忽略了精神。照他的逻辑，那些写字楼里的无形剥削不值一提了。不过对于帕斯卡莱而言，莉拉决不能离开，决不能倒下，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的革命斗争。莉拉一离开，索卡沃工厂的工人由谁来领导发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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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莱与莱农发生争执。帕斯卡莱鄙视莱农变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他自己倒明显有脱离原生阶级的倾向。总之这种粗疏的阶级观实在是不可取的，用现在的话讲，眼光实在太刻板了，一个工人生了病休息，就成了小资产阶级了，一个作家像其他行业一样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从事写作，也成了小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就资产阶级，加个“小”字是想干嘛呢？小资产阶级就小资产阶级，这种鄙夷的语气又意欲何为呢？帕斯卡莱口中的小资产阶级犯了什么错误？脱离了底层阶级，丧失了革命意志吗？难道只有阶级斗争——如果帕斯卡莱领导的斗殴能叫阶级斗争的话——才能被称之为革命吗？难道只有一窝人攒聚成一个大集体目标一致地呼喊行动才能叫革命吗？写作能不能干革命？意大利就没有像鲁迅这样的文学战士吗？帕斯卡莱所在的党难道全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工人，就没有一个读过书会写作的知识分子吗？那些帮他写宣传文件的大学生也是他口中的小资产阶级吗？还是说只是暂时向我靠拢为我所用的革命同路人？革命的解释权就被帕斯卡莱这样一种人掌控，革命就被帕斯卡莱这样一种人定义，这是正常的吗？路径不同、方案不同的其他党派能不能干革命？孤僻独行、无党无朋的独立个人就不具备革命性？代表某个阶级的斗争是革命，发生在个人身上的认知突破是不是因为太过抽象，或者太过小我，就算不上革命了？不按你的方式革命有罪吗？不革命有罪吗？

帕斯卡莱对莉拉生病的态度，和他对莱农事业的评价，流露出他自己深刻的偏见，这种偏见，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帕斯卡莱这种底层左翼具有，弗朗科这样的中层左翼也同样如此，他说过，这不是写小说的时代。再追溯一下，第一季第八集，莉拉的婚礼之上，尼诺也对莱农说过，自己不看小说。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种阶级革命观念，其实在更深处隐蔽着一种性别歧视。他们通过构建一个荒唐的前提——小说是女人看的东西，写小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的事——实际达成否定莱农／女性的思想和创造存在价值。事实上，他们这种构建从来只是看人下菜碟，弗朗科会对男性作家发出这种直率的鄙夷吗？尼诺为什么在伊斯基亚海岛上自己也读起了小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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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莱和莱农的争吵由恩佐终结了，作为莉拉的监护之人，恩佐认为莉拉不应继续在工厂上班，帕斯卡莱不能挑战他的决定。但恩佐对莱农的支持是出于莉拉的身体健康吗？恐怕不止于此，结合上一篇分析，恩佐身上存在男权羞耻观，是将女性伴侣受到性侵视为个人羞耻的（其下自然也隐藏着将女性伴侣视为自己的附属与延伸，和物化女性的观念）。

此时，莱农自我坦白，莉拉的病对她而言反而是一次救赎，莉拉枯萎下去了，而她使莉拉恢复生机，这令她觉得自己有力量。莱农的思维中存在和旧城区其他同龄男性、女性一样的逻辑，他们通通将莉拉视为一个标高，一个法官，神秘地说，是一个神偶。马尔切洛和米凯莱需要征服莉拉这样的女人，艾达和吉耀拉需要证明自己嫁得比莉拉好，恩佐为了莉拉立即放弃了卡门，帕斯卡莱对莉拉的眼神始终含有热切的欲望。他们，不论男人和女人，不论对莉拉呵护或伤害或兼而有之，其实都存在一种匮乏，他们活在一种匮乏机制之中，这是整个社会结构赋予／幽囚他们的一种内在压迫机制，他们需要被认可，被肯定，这种满足，不是说得到一声夸奖，得到公平的对待就可以实现，这种满足，必须以不公平的方式，以践踏、侵略、消除他人的暴力来实现。父权制是否已经涵盖了这个机制呢，换言之，这个机制是否就是父权制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至少等于父权制，有可能大于父权制。莱农身上也有这种匮乏，非常强烈，多少蜚语流言都没有莉拉的一句批评来得有杀伤力，多少世俗荣誉都没有莉拉的一句肯定来得有意义。就像她现在出书了，她也希望莉拉看过之后觉得好，这样她才能相信这本书是好的。不止于此，莱农的匮乏具备的暴力性甚至比米凯莱更可怕，莉拉是有可能填满米凯莱还有所富余的，但莱农需要通过逾越和吞噬莉拉，获得满足。这就好比什么呢？本来，人崇神，祭神，从神处获得福佑与认可。后来，人欲膨胀，要取代神，于是有修筑通天塔这样的故事，又有宙斯以闪电劈人为二的故事。因此当莉拉枯竭时，莱农反而获得力量。但是，被他们神化的莉拉也并未免俗，她将莱农视为参照物，尽管她可能并不认为莱农比自己出色，但莱农的种种世俗成就——学业、婚姻、写作——通通都会令她产生暴戾的角斗之念：凭什么我更出色，她却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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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既然这种匮乏，这种焦虑，这种暴力的欲念，这种暴力的自戕如此普遍，或者它不是任何人类建构起来的机制问题，而是人性问题？“人性。”很多时候我们会给一个人类问题这样的答案，句号。仿佛人性已是一个见底的答案，底下再无底了。可是我不同意在“人性”的标识前停住追问的脚步。人性本身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说辞，归结于人性本身不是得到了答案，而是放弃了获取答案。人性算是什么答案，人性是无所不包的，人性拥有一万种截然对立（这种对立不是“正”和“反”的对立，而是一个“正”和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反”的对立，这一万个点之中的任一一个点都与其他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点对立，其实这意味着“善”与“恶”这样的对立模型是一万倍的认知简化，只要我们的认知能力可以精进到那种地步，我们可以分别在“善”和“恶”的集合内找到一万种截然不同），人性也是有起源变迁的。人性从何而来？人性被什么塑造？人性如何成为一种共识和认知方式？

这个问题只能搁住，回到影视文本，莱农借莉拉的病获得满足和力量，莱农也因为忙于莉拉的事，暂时逃避了自己面临的处境，比如眼前的婚事，比如成名的身份。很多时候，“力量”是人们对莉拉的一个评价，同时加一个形容词“邪恶的”。莉拉是力量的化身，拥有这种力量可以抵御和摧毁很多东西，它让自己安全，让敌人毁灭。米凯莱想要征服这种力量，莱农想要获得这种力量。莱农的文字总是从莉拉的某个讲述之中开枝散叶，繁衍成篇，莱农的写作中具有的核心力量就来自莉拉，这是在精神世界。在现实世界，莱农也渴望这种力量，助她披荆斩棘。此时，因为莉拉当前的孱弱处境，给莱农设定了一个目标使命，莱农承担起救助莉拉的责任，同时也“借用”了莉拉身上的力量，稍后我们就能看到在莱农的行动中，这种力量的显持。

从莉拉家中离开后的一小段旁白，也是老年莱农心迹的坦白。我告诉自己，对待主观性的回忆是需要反复推敲和质疑的，但现在我又有点愧疚，告诉自己不应过分质疑莱农的叙述，因为有时候她的真诚是充分显露的，她曝露了内心的黑暗，衰老的声音带着忏悔的气息。警惕地辩证，但是具体地对待，是缺一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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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母亲也在等着，一夜没睡。当她得知莱农的去向，她批评莱农还在同莉拉来往。在她眼中，莉拉是个没有妇道的婊子，更代表旧城区的陷坑中一股堕落黑暗的力量，莱农已经离开这个陷坑，不应该再堕落进去。这就是从前小时候，乡村的家长会说的话，不要和坏孩子玩，会被带坏。“坏孩子”就是家长眼中的堕落黑暗的力量，他们被认为没有文化，品行也不端，而家长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警告？因为他们自认为也是没有文化的劣质之人，所谓“没有出息”的人，他们认可一个简单的观念，有文化是正向的牵引之力，没文化是反向的拖拽之力。无疑这是一种阶级歧视，悲哀之处在于，底层人是自己歧视自己的，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这种阶级文化。

母亲的摆布全然失效，如果说母亲认为，以莱农现在的身份不应再同莉拉来往，那么基于同样的逻辑，莱农为什么还要听母亲的话呢？母亲和莉拉，不都是旧城区堕落的力量吗？不都是我应该远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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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令我感到奇怪的一件事是，莱农希望帮助莉拉，那么有一个我们可能认为不需要，但是我发现却必须问出来的问题是：帮莉拉什么？设想我们自身，在帮助一个朋友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的事情不正是，这个朋友的需求是什么吗？知道他人需要什么，我们才知道帮助他人什么。从莱农和彼得罗的通话来看，莱农要为莉拉做的，一是索回欠薪，二是给恩佐找计算机行业的工作。归结起来，是为莉拉主持公道，和改善她的处境。我不确定，在参与工会聚集和目睹工厂斗争之后，莉拉的诉求／需求仅仅停留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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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黛尔的“教诲”对莱农的影响更大。她的建议核心含义很简单，就是权力。意识到你有权力，运用你的权力，操纵他人，达成目标。我不反感权力，尤其不反感它在女性手中，基于男权社会的大背景而言。权力与身份／地位二位一体，处在什么地位，拥有什么权力，官员具有行政权，作家具有批评权，而人民向权力者发出指令，在这种二位一体之中，存在着和谐的秩序设计。让权力变坏的，是使用权力之人，使权力脱离秩序。用不合程序的方式使用权力，用手中这份权力干预这份权力之外的事。阿黛尔传授给莱农的权力知识，是脱离秩序地使用权力的知识，你不必知道自己这份权力的边界和正当使用方式，你只需要知道它最大化可以达成什么。莱农是一个作家知识分子，在边界之内正当使用权力，她可以投稿发表自己的思想和文字，与社会不公进行斗争，改变这种不公，这是一种与她的身份合情合理的社会参与。但阿黛尔的传授，使目标变成了手段，揭露工厂的目的不是改善不公，而仅仅是为了打击迫害朋友的人，为朋友“讨回公道”。但毋庸置疑，阿黛尔也没有那么极端，在实现个人目标时，她也乐成社会正义的推进。就像很多政客，他们从政的首要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实现公义，但这不妨碍在他实现私心私愿之时，满足社会公义。不仅如此，此时目的沦为手段，满足社会公义成为这种政客持续掌握手中权力，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接受这种现实（当然前提是身处这种现实），如果政客能够做到这一点，虽然权力秩序已经偏离，但至少大致不会出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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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阿黛尔唤醒了莱农身上的社会身份，莱农将形成知识分子的自觉，开始使用这种身份和地位赋予的权力，先别管使用这权力究竟是为了社会公义还是朋友私事。有时候，这二者并不冲突。对莱农个人来说，实践这种身份带来的权力，也是对这一身份的练习，在这种练习之中，她逐渐脱离自己的出生地，脱离那种她恐惧和厌恶的庶民的气息，步入她向往的钟鼎之家和权势阶层。今后，她再也不会是那个被流言蜚语轻易击溃，在电话中哭诉的女生，她要开始自觉履行崭新的身份，崭新的规范，崭新的生活方式，并从中重塑自己。卖火柴的小女孩不复冻馁，她成为分发火柴的慈善家。在此，我不欲对莱农的观念多加评判，我更想强调的是，莱农在暗下这种决心时，她的情绪是一种难掩的伤感。她不可能意识不到，在她原先的家庭、生活和阶级之中，蕴藏着她不忍割舍的情感、记忆，甚至那构成自己人格核心的东西。那一声“妈妈”便是这一心理的缩影，我们知道，还有“莉拉”，还有很多其他，人或者物。或许，是什么逼使莱农（以及她这种出身的人）非要割舍家人、朋友、家乡，摆脱过去的身份，拼命跃入新的城市、家庭，获得新的身份，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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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在给阿黛尔、彼得罗母子分别通话时，自然分别呈现了他们所在的环境，重要的不是他们身在何处，而是身在何种氛围。两个地方存在共同点：堆放的书籍——文化世家，自然如此；近窗一角，于是有光，但光线的质感无法予人宁静，相反，它非常枯燥，乏味。景语即人语，境语即心语。彼得罗和阿黛尔存在共性的基调，他们的环境与心境，是冷的，淡的，没有温馨可言的。对照莱农的环境，我们会更明白这一点。温馨的黄色灯光，吵闹却充满生机的家人间的碎语，这些是艾罗塔家中全然没有的。此处所透露的信息，不只是个人性的，还是阶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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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黛尔向莱农推荐了《团结报》的一个编辑朱蒂尼，这份报纸之前曾为莱农的初作发表正面评论。从这种关系之中，自然能看到阿黛尔在政治光谱中的大概位置。从主编见面即纠正莱农的称谓，要叫同志，而他们的报纸关注的议题是劳工问题，也能看出。“你是一位同志，对吗？”这句话等同正式将莱农纳入左翼阵营之中。《团结报》是意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由意共领导人葛兰西提议，创办于1924年，以应对两年前上台的墨索里尼所实行的法西斯恐怖统治。当然，此时已是四十多年之后，这份报纸甚至这个政党是否还能类比当时，都已存有疑问。

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朱蒂尼身上的傲慢，这种傲慢基于性别，第一句话即打断了莱农的自我介绍。莱农已经成名了，别人不再能忽视她，但你能听出朱蒂尼这样的人口中的认可多么敷衍，“你的书不赖”。接着，他给莱农分配写作篇幅，原定三十行，但转眼他说，“你很棒，你可以写六十行”。又是一句典型的男权式认可。你不赖，你不错，那么多赏赐你三十行空格。你很乖，你不叫，那么多赏赐你半根火腿肠。这种肯定与其说是对女性所获成绩的肯定，毋宁说是对女性自身能力根本上的否定。因为这种认可的表达方式在传输的观念是，将男女两性分成两种禀赋有异的人，其实就是两个阶级，男性是上等人，聪明人，女性是下等人，劣智人，男性不需要在女性面前自证其能力，但女性的能力却要经由男性审视，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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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发出这样的质问：凭什么由男人决定女人的书写？凭什么我的书写成为你的恩准，我的创作篇幅由你画定？书写是一个隐喻，引申开来，它代表所有的创造活动，即实践。那么真正的问题是：凭什么女性的实践，由男性决定？

朱蒂尼对莱农的写作限制，根本原因显然不是报纸的版面布局和篇幅容量的问题，如果篇幅真的有限，就不存在从三十行滑向六十行的模糊地带，这实质上就是一种轻蔑和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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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莱农坐在报社的打字机前，周围投来陌生的目光，有男有女，都带着审视，也谈不上信任。但莱农并无过多焦虑，她是兴奋的，自信的，片刻沉吟，文思如涌。但她的写作再次源自莉拉。从高中作文到第一本书，到现在的斗争宣言，到可预见的未来的书写，一直如此，一直将如此。莉拉，是莱农力量的源泉。

离开工厂后的莉拉，状态是消极的，莱农的批判文章，对她无所触动，对自己的身体，她也不想上心。但有一点新的变化是，在莱农和莉拉的相处中，权力关系的变化。终于，莱农与莉拉处于平等的权力位置，甚至，以亲密朋友和詹纳罗“教母”的身份，莱农可以对莉拉发出指令。

看医生之前，莉拉从黑暗的屋子里走出，说了一段心理剖白。从这段自述之中，更能觉察到圣约翰郊区和老城区的地理相对空间，与心理相对空间的对喻关系。也就是说，莉拉过去活在老城区，后来去往圣约翰郊区，如今再度回到老城区，表征着明确的心理进退之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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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老城区和圣约翰郊区的空间拉扯之中，已经让莉拉无措，莉拉依旧是那个因隧洞内外的方寸之距感到焦虑不安的孩子。莉拉始终茧缚蛛缠于那不勒斯一地，不像莱农，越发拥有极大的纵深和极广的半径。

莉拉自己讲到了童年时候穿越隧洞去看海的往事。隧洞是一个关键的分隔线，既是地理意味的，也是心理意味的，莉拉发起看海的提议，打响退堂鼓的也是她，这其中的隐喻意味我在第一季第一篇分析之中已经提及。也正是因为情节与镜头中深藏的不言之喻，以及其中宿命般的气息和伏笔，令我忍不住拿起笔，规律性地面对这份文本，如同面壁读经。

现在，莉拉从黑魆魆的暗幕中走出，正如穿越隧道，只是方向是怎样的？是从老城区走出去，还是从外面走回老城区？目前看来，是后者。

莉拉蓦地向后一仰，险些躺入黑暗，莱农一把拉住，将她拽回天日之下。这含有奇观色彩的一幕，透露出二者身上的互动性，这种互动有时是负面的，但很多时候是正面的。前面论及莱农对莉拉的力量的借用，此处呈现的是现阶段的莉拉也在借助莱农的力量，第二集已经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

2、问诊

心脏病医生是搭阿黛尔的线找的，莱农对人脉关系亦即对权力的运用开始上手，莉拉也自觉在莱农眼前自己成为婢女的角色，现在是莱农遮罩莉拉。莱农对此颇为欣悦，莉拉并不太适应，她不得不忍耐着耳边一段典型的精英人士之间的社交内容，自己只能沉默不言，如同缺席。

医生认为莉拉身体没有问题，他委婉的话语表明了他真实的诊断结论：是精神上的毛病。这激起了莉拉对精神问题的深层恐惧，她说起了所谓的“疯寡妇”梅丽娜的故事。如同莱农恐惧母亲的跛腿长到自己身上，莉拉也恐惧同性长辈亲戚梅丽娜的“疯病”传到自己脑子里。这种心理是复杂的，是男权体制之内孤立弱势的女性之间的一种精神联结，其中有对彼此处境同情共感的成分，也有对受害受迫境地的本能恐惧，并且可能发展成为对同性弱者——实质上是对性别身份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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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说到精神疾病，莉拉说，这是太太们得的病。她的意思是想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太太，不会得这种病。但语言上的否定只为否定内心的恐惧，但语言无法治愈这种恐惧。而莉拉对精神疾病的认知也陷在了父权定义的词性沼泽之中。历史上曾将女性“特有”的一种“精神疾病”称为“歇斯底里”，或“癔症”，词源是古希腊语的“子宫”，当时认为女人不生育就会得这种病。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促成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但弗洛伊德认为这种疾病出于女性的“阴茎嫉妒”，她们迫切地需要借助怀孕生产获得阳具，就像之后问诊的那个精神医师所说的那样，对一个女人来说，“没有比怀孕更好的药物”。第二次女性运动浪潮之中，女性主义者认为这并不是一种神经症，而是社会病，所谓的歇斯底里包含的那些症状，是对父权文化的控诉性表达。将社会性压迫的表现归结为生理性疾病，是为压迫脱罪；将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的精神问题归结为女性独有的精神问题，是对女性的诋毁。从对“歇斯底里”的恶意评判之中，我们能够反向得出父权文化对“正常”女性的期待，因此，借这种不应存在的命名方式，又完成了女性的规训。至今，偶尔还能听见将“歇斯底里”与“女人”关联的声音。而更隐蔽的是，“歇斯底里”一词已经不再流行，但它不过是改头换面，借着新的词语身体，将“歇斯底里”的文化病毒传布至今。比如，当一个女性发生性别意识苏醒，开始站在自身性别的立场看待问题时，她就被指责为“极端”。所谓歇斯底里，所谓极端，撕破面皮，其丑恶的声音不过在说：女人，你怎么可以不乖了！

莉拉没有理论傍身，但她通过自己的双眼，早已观察到，梅丽娜的精神／心理疾病根源于不幸的生活。再进一步，她不幸的生活实则根源于病态的社会。梅丽娜深受性别制度的荼毒，无法突破囚牢般的父权结构，以一种弃妇的心态在独守中日渐“疯癫”。针对这种社会性远大于个人性的疾病，如何通过医学解决问题？难道我们寄望于一个心理医生解决一个文明史的癌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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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次问诊莉拉都表现得冷淡，两个老年男医生的诊断和观念，莉拉从自身的经验出发，无法认同，他们以男性的经验视角，无法观测到女性的经验世界。

末了，莉拉只想从那儿拿到一点“避免生小孩的药”，满足自己的实际需求。但“有趣”的是，避孕药的使用本身是非法的，只有已婚女性能够以调理经期的名义获得。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规定，实质上体制已经失控，无法禁绝避孕药的风行，它只能承认它的广泛使用，但它依旧试图将这一挑战性的新现象体制化，予以规范和包装，确保未婚性爱无法从纸面上发生，确保禁止堕胎的古老律例不被触犯，即便已经徒有遮羞之效。对于性爱只能在婚后发生的条例，已经毋须多谈如何腐朽，连彼得罗这么性保守的人都有点把守不住。而对生育的限制，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无论是限制怀孕还是限制避孕，都是对女性的身体进行控制的行为，如果无法得到女性的答应，这种行为即便拥有法律的背书，也依旧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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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农保守的性观念在莉拉和精神医师的对话中也展现出来，莉拉的率性索求在她看来未免大胆，甚至粗野。另一方面，她已晋身上流阶级，作为一个优雅的女性，公然谈及性事，实在有失体面。因此莱农未置一言，只想将莉拉迅速薅走。莉拉的出格举动令莱农不悦，在诊所外面，莱农指责了莉拉，认为她不该索要避孕药，她也认同那只是调理经期用的。但继续谈下去，莱农却泄露了自己同样的需求，为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她也有担忧怀孕的焦虑。对于莉拉来说，她避孕的需求源于她决定和恩佐成为正式的情侣了，之所以有这个决定，上一集已经表明，她不想失去恩佐这个精神依靠，但她不想再生孩子。她们的对话，无疑在循诱出一个问题：怀孕和生育对一个女性意味着什么？如今的女性已经不会拥有当时那么强烈的怀孕焦虑，但令女性怀有这种焦虑的土壤依然广泛存在，因怀孕丢掉工作，甚至仅仅因为拥有生育能力女性在求职时就会被率先淘汰，在薪水待遇方面就会被打折扣，社保体系是否保障了孕妇产妇的需求也是很大的考验。

两人分明都有避孕的需要，但两人都不好意思去找医生开药，与性相关的羞耻令她们的谈话起初非常紧绷，但随着谈话的进行，她们越发放松，空间关系也从对峙转为并肩而立。对性的谈论是必须的，只有公然谈论，才能破除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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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人第一次交谈性的话题，陈旧的力量无形地缠缚着词语，莉拉一直用“那事儿”代替“性交”和“做爱”。但她坦率地将自己的性体验说了出来，莉拉站立着，主导了诉说，莱农是个仰望的倾听者，莉拉看起来是更勇敢的那个人，但是莱农已经将自己的经验写在书里，公开发行，虽然她的创作带着强烈的无意识驱动，写完后她也不敢认领那份真实的经验。

莉拉向莱农的坦白，又何尝不与莱农的书写有关，她阅读了莱农的经验，她信任莱农，知道莱农可以理解自己，于是她向莱农诉说。而透过莉拉的诉说和评论，莱农发现，莉拉也能懂得自己，莉拉“看见”了自己，她也因此而感动、欣慰。两人在认知上再度发生高度共鸣，情谊亦在此刻水乳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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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拉的评价道出了莱农的作品最紧要的价值：“书里写了一些肮脏的事，那些男人不想听到的事，女人知道但不敢说的事。”朋友们，这不比新书发布会上，不比特意吹捧的报纸上，那些虚与委蛇的辞藻来得精悍、准确吗？看看一路下来，外界都是如何评价那本书的。新书发布会上，主持的教授塔拉塔诺，也就是后来在酒店强拥莱农的教授，认为这本书的主题是，一个女性苦难的故事，一段粗鄙的青春期。台下发出异议的学者也认同这个主题，他与塔拉塔诺观点不同的地方只是，塔拉塔诺认为莱农笔力很好，书中的底层人物鲜活，用词高雅，而台下的学者认为莱农的写作主题已经老套过时。当然，他还斥责莱农那段海滩描写是淫秽的。但作为支持者的塔拉塔诺，却在酒店走廊上用行动拥抱了这一点。尼诺的评价很空泛，方向或许是对的，他说，那是个勇敢的故事，极具现代性。后来阿黛尔嘱托的报纸引用了这句评价。弗朗科认为这本书没有重要内容，只是小情小爱，充满狂热的攀附欲，他只认可了其中一处写作手法。最终，是莉拉，是女性说出了其中的关窍。这是莉拉的慧眼所致，更是她的经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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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景以莱农的独白收尾，那是莱农想说却没有对莉拉说的话，是莱农和莉拉交流之后最新的认知。在这段独白中，莱农破除了尼诺对莉拉的指控，破除了男性在性行为中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权的一个体现就是性的起始和结尾，性的方式过程由男性决定，性的好坏评价也以男性的感受为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便莉拉没有被强奸，即便一个女人只是在通常状态下与男人性交，甚至，即便很多女人（比如莱农）在性爱中切切实实获得了性快感、性高潮，莉拉所说的那种不快依然是成立的，因为莱农的这段总结依然是成立的。所以，性不只是一个能否获得快感的问题，它也关系到权力关系是否平等。如果一个女性从未缺乏快感，但这种快感从来都是从她的性伴侣对她羞辱式的性行为中获得，这个女性应该为此而感到愉悦吗？在此，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认为这种令女性感到难受、不悦的情况只在性侵前提下的性行为中发生，因为暴力和不公会以各种方式呈现，它不一定显得那么暴力。这种难受和不悦，不是个人性的，不是刑事性的，它是性别性的，它是很多女人普遍性的遭遇，它是结构性罪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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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农和莉拉电话约见了最后一个医生，与前两次求诊相比，有几点不同。一是终于是一个女医生。二是见面场合不在诊所，而是如同间谍密会，因为开避孕药容易触及法律。三是医患气氛大不相同，这位医生不再罗列男权观念，只从实际出发给予帮助，这同医生的性别显然是有关的。

3、他们

剧情向莱农发送出行动的指令，借保护莉拉，获取情报的名义，探访了卡拉奇和索拉拉家族，讲出了阿方索和吉耀拉的故事。

阿方索所在的空间，卷帘半掩，光调昏昳，主色为粉末般洇晕在空气中的黄，暧昧，委婉，阴晦，这也是他的人物和故事的光调。阿方索的衣着、发色与环境也溶于一致，他道出自己真实的性向，与无奈的形式婚姻。在观念如此暴力的小社会，阿方索自然只能藏避在此一隅，与多数人的社会隔绝。只有同样外在于这个小社会的莉拉，可以理解他，还为他保守秘密。阿方索说自己是同性恋，那么他的性别认同应该依然是男性，但他同时也说，如果自己是女性，他希望自己像莉拉那样。似乎，对他而言，是怎样的性别身份，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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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方索向莱农也诚实道出了自己的秘密，但莱农与莉拉的区别在此体现，她还不能自然地接受阿方索，从对方的手中抽出自己的手，罔顾了对方的一番真挚。

吉耀拉刚刚搬进那不勒斯湾的豪华新居，一应家具还未拆箱布置完毕，她将与米凯莱结婚。阳台弥望，阳光浩荡，海面宽展，如同无垠的碎金洒落神圣的餐桌。维苏威火山，静默于远方背景，如若无害。

然而维苏威火山的巨大阴翳，始终无声凝视着这个文本。维苏威火山的沉默是表象性的，它的内在是爆发性的，虽然它外在轮廓的投射已然硕大，但它不可见的阴翳辐射所及的范围，才是真正可怕之处。维苏威火山是欧洲大陆上近百年来唯一喷发过的火山，被称为欧洲最危险的火山，公元79年，它以毁灭的形式保存了庞贝，自此之后，它喷发了30次。最著名的一次在1631年，造成大约6000人伤亡，最近一次在1944年，造成26人死亡。近年来，科学家担心维苏威火山将会在近期迎来一次大喷发，规模可与1631年类比。2017年7月，火山口忽然冒出高达两公里的烟焰，使人虚惊。67万人居住在火山周围的“红色区域”，火山斜坡上分布着数千座民居，但人们并不愿意搬离。最可怕的可能，它的爆发可以摧毁那不勒斯。即便只是中度喷发，也能中断对那不勒斯黑手党——克莫拉的一大罪恶财源。这意味着在那不勒斯，无人可以忽视维苏威火山的注视，因此在这部作品中，它是现实与象喻的双重存在，它以它的现实威力象喻着沉默却巨大的威胁。它就像一个毁灭性的巨大无朋的真相，但是因为它间歇性的沉寂，所以人们会忽视它，以至于熟视无睹，维持着生活表面的秩序，剧内剧外的人们不都是这么做的吗？（引申：如果维苏威火山再次爆发，现在的人们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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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耀拉前半段的自我讲述充满欣喜，幸福，她超越了所有旧城区的同龄女性，依附于最有权势的米凯莱，成为比现在的莱农和曾经的莉拉都更为富足的女人。

但她的声音与语言渐渐分裂，以致背离。原本，声音是形式，语言是内容。但这一通常的情形在她这里愈渐发生偏转，直至颠倒，语言成为形式，而声音才是真正的内容。这就是她前半段的讲述呈现出来的特点。她所说的种种个人成就，只是借外部社会的话语评价，进行的自我说服。但遍行遍历，时至今日，她已对此满怀自证的质疑。这首先是从她的声音中流露出来的，说到后面，她的声音显得越发空虚，疲惫。

吉耀拉前半段的讲述终结在这句话，我从小就和米凯莱在一起，这就是结果／结局。“结果／结局”在此是同词而反义，二者都是一段历程的结束，只是前者上飙，犹如“巅峰”的意思，后者下堕，犹如“下场”的意思。对吉耀拉而言，两段历程在她的人生中悲剧性地相悖并行，看起来她是闪耀向上的，实质上她在孤立地沉陷。那么，在获得自身最大的膨胀之时，吉耀拉的内在也将最终地坍缩。

到她后半段的讲述，声音和语言才不复矛盾，相互和谐，因为她的讲述从社会话语中脱身而出，归于自身真实认知之上。

夜幕降临，她开始毫无保留地对莱农讲述那些丑陋的真实，她讲述着身体与心灵的双重寂寞，米凯莱无穷尽的交媾餮逐，她在情侣关系中的奴仆地位，她从未被爱的恋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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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渐浓，吉耀拉在画框中的行动变得越发不稳定，她与莱农的距离变得越发迫近，所讲述的内容也变得越发黑暗，越发令人感到威胁。她讲述莉拉，讲述米凯莱对莉拉的爱，那是一种极度压抑只能变态喷释的爱，讲述自己不曾有过的东西，爱之为物，似乎吉耀拉只能在黑暗与虚空之中才能对之进行无能的抚摸。黑暗中的爱的讲述，呈现了吉耀拉的幽灵、影魅处境。

莉拉实则是米凯莱的权力参照和标高，他同莱农一样，只有从莉拉身上，才能获得无尽的力量。此种爱欲，鲜少关联于性，甚至与爱亦甚少关联，将其视为精神之爱更是歧误，它的核心是权力，男权体制所定义的权力。或者说，你也可以将之视为一种极致之“爱”，但这种爱，是男权体制定义下的极致之爱，一个极致男权的人的极致之爱。在此种表述之中，我承认它是爱。有话说，爱有千百种形式，我觉得这句话没有说出爱的真实，反而令人包容了诸多与爱相提甚远之物。像这种男权之爱，即便没有米凯莱这么严重，只是通常的程度——这个说法本身有点讽刺——我们也不应以爱的多样性为由，遮蔽其中的男权事实，因为这无疑是一种自欺，如果你不是在欺骗他人的话。爱有百种千端，固然好，但其核心必须是爱，“配料表”的主要“成分”必须是爱。当权力侵夺其核心，抢占其主体，我们还能以爱的单一视角泰然视之吗？我们要说服自己，被男权统驭的情侣关系也是能顺利进行的吗？而作为被统驭的那一方，应该告诉自己，只要我心甘情愿，只要对方对我够“好”，甚至只是对方相对于其他男性够“好”，我就不是受害者吗？为什么我们不能直面一个更有可能迫近真相的问题：一个认同男权的男性，一个对男权不存反思视角的男性，真的拥有健全的爱的能力吗？他所奉行的爱符合你对爱的基本定义吗？还是说，我们应该足够大方，充满包容性——如今的主流世界不断地教育我们要包容多样性，几近陷入绝对的相对主义——承认一段男权特征再显著的“爱”也是爱。

总之我是这么认为，爱从不是纯净无污染的，爱欲关系之中存在男权，甚至也不一定是男权，有时候女方是强权的一方，有时候双方是同样的性别，因此我会这么说这句话，爱欲关系中，存在不公平的权力属性和权力成分，并不奇怪。但是我仍然想表述的是，方才我以反问的方式提出的观念，当属性抢占核心成为核心，当成分侵夺主体成为主体，那么，核心已经变了，主体已经变了，不是吗？既然一件事的核心已变，主体已变，那么这件事其实也已经成为另外一件事了，不是吗？问题只在，什么情况下，权力已经侵夺、抢占了爱，使自己成为了主体、核心。这道分界线究竟何在，是每个人自己的问题，重要的也不是这道分界线何在，而是我们在头脑中已然装载这一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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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钦服的是，吉耀拉的讲述，却讲出了米凯莱的痛苦。米凯莱的哭泣，是令人震慑的一笔，用意很深，你甚至可说笔触中透着同情。那么，一个强横男人的眼泪，在诱出怎样的真相？真相是，这个性别体制对全人类、全性别的摧残。为了吻合性别文化的期待，米凯莱也只能放弃自由，接受异化。男权文化是一种凌驾于全体人之上的强权体制，它以它的内涵先在地规定，也因此先在地异化了所有人。这种绝对有程度之分，绝对有性别之分，但没有本质区别的暴力，所有人都无法幸免于难。可能依然会有很多人尚未自觉存在这样一个体制，即便存在也并不认为自己从中受害，但我的看法是，不曾受害的判断是基于经验可能的永恒匮乏。你是基于你被这一体制干预下形成的人生经验作出了这一判断，但正因这一体制是先于你的人生存在的，因此你无法基于你从未实现的可能人生的经验，对你现在的人生进行对比判断。你认为现在的人生好，可你怎知当你实现了不受强权干预的人生之后，你不会认为现在的人生很糟糕？因此，即便只是为了自己的自由，我们也要自觉地拒绝暴力性的性别体制对全性别、全人类的异化，要知道，个人之自由，系于他人之锁链啊！

当然，这依然是一种实用的视角，但这一视角很重要，非常现实，不受强权干预的人生的确比相反的状态拥有更美好的可能性。当然，我还想说一个理想主义的视角，它或许并不是对这一视角的继续超越，而只是补充，但我相信，它的确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理想主义是那些相对形单影只的理想主义者留赠世间的珍贵礼物。在这一视角之下，我想说，重要的，不是拥有自由之后，我会否活得更好，我会否认为不自由的人生很糟糕，或许我们反过来还会觉得奴役之中存有比自由状态更美好的东西呢，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但重要的，是自由本身，是非暴力，是要公平。

吉耀拉对莱农讲了这么多“肮脏的事”，是因为她与莉拉一样，都将莱农当成了自己的解人。这些女性自己知道，但男性不想听的事，摧残着一个个孤立无援的身体和心灵。改变受害的处境，是难上加难的事，改变加害的结构，是难上又难的事，但仅仅是倾诉心中之苦，竟也是一件这么难的事。如果没有莱农这么一个被认为能够理解她们，又同时外在于她们生活的人存在，连这些话都只能在心底自残，自灭。

4、回来

那篇文章产生了影响力，布鲁诺打来电话摇尾乞怜。但是布鲁诺无法给莉拉结算工资，是莱农自掏了腰包，我认为这个改动流失了原著原有的内涵和力量。

我喜欢原著对索回欠薪这节的处理，莱农帮助莉拉索回了工资，但这一结果是在布鲁诺背后真正的操纵者，米凯莱的点头之下实现的。结合着工人在与从前一样恶劣的环境中一言不发，埋头剁肉的镜头，这一事实会非常具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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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说出这样的真相，即莱农的公共行动，换来的只是对莉拉个人损失的弥补，而不是整体工人群体的利益，和整个工厂模式的改善，那些工人的处境毫无改变，改变的只是莉拉拿到了自己的工资。何况这种帮助和补偿还是靠着与剥削者的私交实现的，对剥削结构没有造成分毫冲击。而且它还暴露出，莱农的公共行动事实上只是表面性质的，她借助了媒体公器的力量，发出了公众利益的喊声，但她的内在诉求实则是私人性质的。

在公车上，看到熟悉的旧地界和老父亲的第一眼，莉拉就露出了真挚的笑容。失意的费尔南多和陈旧的赛鲁诺鞋店似乎已经成为一体，苔藓侵啮砖墙，门楣蒙灰，无人问津，还是照样披着他那干活的脏围裙，麻痹一般斜躺在一把木椅上。暌违已久，女儿呼唤在侧，老鞋匠费尔南多置若罔闻。倒是小外孙令他绽出一笑，满以为这是一个温馨时刻，不料情节再转，费尔南多将愤恨的种子种到第三代的孩子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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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冷酷的言语与莉拉温柔的目光恰成反笔，但感情的延续只能借赖双方之力。父亲的行为已经声明，这根亲情的绳索已经断裂，无从再度挽结。莉拉只是无声地背过身去，没有露出一丝苦涩，静静走过那片街墙，从刻意保持一定距离的侧面镜头之中，我们无从探知莉拉的内心真实，叙述者莱农同样只能沉默。

只是不知为何，看着莉拉从街边走过时，我又看出了梅丽娜的影伏。

我们所知的，是过去和现在，受到如此对待，莉拉并不仇恨父亲，这出于她对底层人的深切同情和认知，她知道他们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巨大局限，对这种局限，她不欲加诸批判。她不想批判穷苦的人，那些本就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他们自身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又怎能意识到教育子女的重要性，他们自己从来没有被父母爱过，又怎能学会爱自己的子女。他们首先是受害者，其次是无知者，最后才是加害者。

坐在椅子上，老鞋匠镇日无事消沉，静静地，一动不动。又一个被摧毁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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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詹纳罗来说，一切都变得陌生难辨，领着仿佛第一次踩在旧城区街道的詹纳罗，莉拉向他指认老城区的昔日场所，这种做法意味着培养一个孩子对这片街区，对这个家园的情感认同。这同时自然也展现了莉拉对此地的认同，它那么不完美，甚至充满恶意，但莉拉无法离开这里，离开了还是回到这里。

斯特凡诺，又一个旧城区的熟人出现，又一个莱农担忧会伤害莉拉的人，但斯特凡诺确如阿方索所说，他没劲头再干涉莉拉了，他的样子已经落魄，不复昔日的野心勃勃。问候莱农的只言片语中，斯特凡诺强调，不要忘记老友，多像每一个“留下来”的人对那些“走出去”的人最简单的期许，莉拉也对莱农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语也在表达老城区的人内心的地域、等级观念，他们认为自己困守在一个落后的地方，而通过学习去往他乡的人是飞到广阔天地的凤凰。如果莱农没能读成，没能走出去，她不仅不会受到这种尊敬，反而可能受到如艾达、吉耀拉这种女性一样的侮辱，还记得第一季第三集索拉拉兄弟不断“邀请”老城区的女孩们兜风的情节吗？不断地读书和升学，的确保护了莱农免受老城区的许多伤害。虽然后来进入他乡，进入城市，会发现这套规则其实并不通行。老城区之外，是个更险恶的世界，险恶得更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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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莱农，斯特凡诺只和小詹纳罗打了一个招呼，虽然莉拉离开后，他从未联络、抚养过这个孩子，但他还认同詹纳罗是自己的儿子。

真正的搅局者是梅丽娜。莱农为莉拉的回来做了详细的预防和铺垫，但是伤害莉拉的人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谁也想不到这个人是梅丽娜。梅丽娜的精神状态似乎好了些，但她本身也并不疯，她是受了刺激和折磨，出现了精神问题。“疯子”是对精神病人的污名，很多时候也会成为对不幸女性的污名，甚至它成为日常中对生气了的女性的污名，我们应杜绝这样称呼他人。梅丽娜的好转是外孙女带来的，在照看后代的忙碌之中，这些重复的细微的快乐，冲淡了自身悲痛的记忆。莱农离开他的儿子，也是她伤心丛林中的一道荆棘，她向莱农说起安东尼奥，莱农没有回应这个话题，她只好无奈作罢。至于她对莉拉外形上的评判，不过是自身悲凉遭遇的自欺，自洽式表达。莉拉对恩佐说，我以后就会变成这样。这是她对自己悲观的预言。其实反过来，对于梅丽娜来说，莉拉的出现，也唤起了她悲伤的个人记忆。两个有亲缘的女性，智识年龄虽然差别甚大，但她们只要出现在同一场景，就对彼此产生磁力，相视如同照镜，如同一个阴翳共同体，交叠投射着悲剧的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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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莉拉形成打击的是她那句无心的评价，她将艾达的女儿和莉拉的儿子并列在一起，惊呼他们长得和斯特凡诺一模一样。其实这不过是一句先入为主的评价，梅丽娜先已认同了两个孩子的父亲都是斯特凡诺，自然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每一对父母对这样的惊叹都不会陌生，人们从来不吝称赞孩子们长得像自己的父母亲。但通过梅丽娜的话来判定詹纳罗的生父是谁，是南辕北辙的事情，这句话在事实的层面上没有任何帮助，但它产生作用，发出喻指。

莉拉一共怀孕两次。当初，莉拉拼命折腾自己，使胎儿流产，因为她不想生下斯特凡诺的孩子。后来，她生下詹纳罗，是因为她相信，这是尼诺的孩子。两个绝然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意味着爱与恨的相异。这一幕再次撕裂出一个真相，即底层人民对血统论宿命般的认同（虽然所谓的上层权贵可能更为认同血统论），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对于莉拉而言，斯特凡诺是个品行乖劣的土蛮子，而尼诺是走出去的文化人，他身上闪耀着知识的光辉。莉拉对尼诺的爱，本就投射着她对知识的爱欲——如同《会饮》中所说的因爱智而爱人——是她无法自我实现的一种代偿行为。尼诺离她而去，而她决定留下孩子，还要好好教养他，让他延续尼诺的聪明，这依然是她悲剧性的代偿心理。莉拉没有获得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困顿于偌大星球的一口枯井，无法将自己的天赋转化为社会性的自我实现，这让她觉得自己仍然只是一个穷街陋巷中长大的庶民之女，在自己的身上延续着庶民的宿命。可是留下和尼诺的孩子，仿佛留下了一个天赐的礼物，仿佛在自己身上，在自己的血液里，斩断了庶民性的流淌。孕育并教养这个孩子，让她获得了“我也并非一事无成”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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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在受到梅丽娜的打击之前，莉拉已经遭遇了挫折，在加利亚尼家里，小詹纳罗抢玩具的“蛮横”行为，让莉拉非常生气，因为在她看来这是所谓的庶民性的体现，这证明她的教育是失败的，这还会动摇她的信念，让她怀疑这个孩子其实是斯特凡诺的种。但梅丽娜的这句话才算是对她下达了死刑的判决，因为它“坐实”了詹纳罗身上的“庶民性”。她不再相信自己的后代能够改变命运，彻底放弃了她曾在詹纳罗身上赋予的冀盼与执念，也等同于她接受了自己一事无成的下场。

对我而言，“庶民”一词自然绝非贬义，欧战（一战）结束后，李大钊甚至在公开演讲中大声讴歌《庶民的胜利》：“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他认为：“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也不会认同“庶民性”这样的概念，不是因为我不认同其内含的贬义，而是因为我不相信它所定义的内涵。如果你认为某样性质是庶民身上的特有之物，那只是因为有色眼镜阻碍了你从精英身上认知到同样的东西，虽然它往往以更隐晦的形式存在，不过这也是一种认知局限，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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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自以为精英的人如何看待庶民不是我关心的重点，我关心的是庶民如何看待自己。而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也与这个社会如何对待他们严重相关，如果是在一个相对公正，没有偏见的社会，庶民和精英这两个概念是比较可以忍受的，因为它们虽然往往意味着教育程度的区别，但一个相对公正的社会会使得它们不会成为严厉的阶级划分，虽然这两个词阶级色彩难免，但相对公平的社会足以保障庶民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尊严。而在一个明显不公的社会，在一个等级观念严重的社会，人们只有单一的人生途径，信奉单一的价值律令，那么人人争做所谓的人上人，成为那种被狭隘的内涵所定义的“精英”，庶民就会成为底层人——阶级社会的最底层。阶级社会会以不同人的口吻，通过成千上万的事例，对你说庶民的坏话，有时候这些话是无声的，一个眼神，一次视而不见，一张没有表情的面孔，都在说着同样的坏话：庶民是最劣等的，庶民是最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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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也对庶民说同样的话。从古至今的穷人家庭都在鼓励孩子读书“成材”，要“出息”，要走出去，否则就只能种地／打工，做牛做马，挣血汗钱，民间流行着诸多此类说法。在最畸形的情势下，就出现了“乡下土猪拱城里白菜”的尖锐说辞，它成了一个零和博弈，一场阶级战争。只是，在我们要对这句话进行批判之前，最好意识到，阶级战争的观念对顶层精英来说，可能已经是一个系统性的认知（相比认知更会是实际作为），巴菲特说：“无疑，美国存在阶级战争。但是，是我所属于的阶级一一富人阶级在发动战争，而且我们在取得胜利。”当然，他是从批判和警示的角度说的。对此，可以查询疫情期间贫富变化的数据，我也有点想推荐一部巴西的纪录片《民主的边缘》，虽然不知道和这个话题有没有紧密关系。

在不公的社会，庶民就是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他们对自己出身的憎恶，只是因为他们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位置。他们将错误归结到自身，但这不是他们的错。这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在为侮辱与损害他们的人代为承受了物质责任的同时，又代为承担了道德义务。因权势阶级和权力结构犯下的错，而彻底否定自己的阶级与出身，这是一个巨大无俦的悲剧，在一些地方，这是一个代代绵延，远未走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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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农给莉拉找的房子，莉拉一眼就看中了，它有很多优点：与老城区保持了相对独立的距离；窗外正对隧洞，与“外面的世界”近在咫尺；视野开阔，可以俯瞰大片庶民的生存场景。这几个条件，“满足”了莉拉内心的多种需求。尤其后一点，可以看出莉拉的与众不同。虽然她和其他庶民一样有着对“庶民性”的自我厌憎，在自我“界限消失”之际，她还会深深恐惧这种“庶民性”，但她同时深切地同情这种“庶民性”，并情愿扎根于这一“庶民性”之中。只有这样的一个人，才会说出那句“我情愿活在我们狗屎一样的现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