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借助唯识学的部分核心概念,作为心理学比喻工具,对《迷魂记》主角斯科蒂·弗格森的认知过程进行一次模型化分析。需明确声明:文中使用的“阿赖耶识”、“末那识”等术语,并非对完整佛教唯识学体系的哲学挪用,而仅从该体系提取关于意识结构的动力学模型,用以描述个体的记忆存储、自我执着与认知扭曲等心理机制。这种简化必然与唯识学的宗教与哲学原意存在差异,它不涉及“转识成智”的修行路径,亦不探讨“三性三无性”的完整论辩。本文的目的,在于测试这一古老模型在解释现代叙事文本中极端心理个案时的阐释效力与边界。

“了境如幻,自心所现”——《楞伽经》

我们所深信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究竟由何构成?希区柯克在《迷魂记》中完成的,正是一场关于此问题的残酷影像推演。它精准地呈现了意识如何亲手编织一个牢笼,又如何在最后将自己反锁其中。

法国评论家克里斯·马克曾提出一个颠覆性的解读框架。他认为,与惯常理解相反,影片的前三分之二是可被客观验证的“现实”(一场死亡),而后三分之一则是斯科蒂精神崩溃后,为抚慰创伤而主动营造的“主观幻觉”。马克的论证建立在对三个关键细节的指认上:在所谓“幻觉”部分,斯科蒂是在镜像而非直视中发现朱迪的项链破绽;其理性朋友米琪彻底消失,不合叙事常规;两人竟能无需预订便直接进入极难预约的厄尼餐厅。在马克看来,这些“错误”恰是希区柯克留下的密码,暗示观众已滑入角色内心的幻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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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的核心洞见在于对“自由与权力”这一主题的诠释。加文利用朱迪骗取财富,是世俗层面“自由与权力”的攫取;而斯科蒂强迫朱迪变回玛德琳,则是在精神层面行使同一种权力——他试图以此夺回“自由”流逝的时间,永久占有那段爱情的幻影。因此,这远非一个“恋尸癖”故事,而是一部关于时间眩晕的悲剧:斯科蒂无法承受失去玛德琳所代表的完美过去,于是在意识的深渊里,为自己搭建了一座永恒循环的记忆宫殿。

马克的“现实/幻觉”二分法极具启发性,但若引入唯识心理学的模型,我们将穿透这一表层划分,直视心识运作那连续不断、因果相续的内在机制。马克所指出的三个“错误”细节,恰恰可以用“遍计所执性”对“依他起性”的逐步侵蚀与覆盖来获得更深层解释。当斯科蒂的执念(“我”必须找回玛德琳)强大到临界点,其认知系统便会系统性地扭曲、排斥乃至重构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则(依他起性),以服务于内在的叙事需求(遍计所执性)。镜像发现、友人消失、餐厅规则失效——这些都不是叙事的漏洞,而是心识闭环趋于绝对化时,必然产生的认知畸变。从唯识学看,这是“见分”(能认识的主体)对“相分”(所认识的客体)的绝对主宰,是“识”对“境”的彻底殖民。

首先,让我们明确作为分析工具的比喻性概念:

- 阿赖耶识:作为深层意识流,它储藏着一切经验习气与行为潜能(即“种子”),是我们所有心理活动的潜在基底与持续动因。对斯科蒂而言,其种子以“新熏”为主导——警探的职业凝视、对失控的深度恐惧、以及中产白人男性特有的拯救者叙事,共同熏习出那颗异常强大的种子:一种对“神秘女性之谜”进行解码、占有并以此确证自我价值的强迫性冲动。

- 末那识:作为恒常的自我意识工厂,它不生产理性,只顽固地执着阿赖耶识为“我”,生产出坚固的“我执”——那种不容置疑的自我存在感、所有欲与控制焦虑。它是斯科蒂一切痛苦最深层的引擎。

- 遍计所执性:这是我们心识(尤指第六意识)的根本运作模式。它普遍地、分别地将那些依凭众缘而生起、本身并无独立实在性的现象(“依他起性”),顽固地认定为具有坚实本质的客体。这是所有认知悲剧的结构性源头。

带着这些概念,我们进入斯科蒂的世界。电影开篇精心构筑的旧金山,是“依他起性”的舞台——一个依赖地理、时代、社会关系等无数条件而暂时显现的可靠背景。斯科蒂带着恐高症这一身心创伤登场,这创伤本身就是一个影响其自我认知的强大“业种”。此时,加文的委托作为一个剧毒性的“强缘”介入,它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认知图式:“我的妻子被祖先附身,需要跟踪保护。”

厄尼餐厅的深红色场景,是决定性的“识变”时刻。加文指向那个墨绿背影:“那就是她。”镜头化为斯科蒂的视线,催眠般推近。此刻,一场复杂的心识运作在瞬息间完成:视觉数据输入,与意识中“神秘”、“脆弱”、“美丽”等范畴匹配,旋即被加文的叙事框架整合,并启动混合着好奇、保护欲与迷恋的情感反应。于是,“玛德琳”被创造出来。她并非仅仅是朱迪·巴顿,而是斯科蒂的意识,根据外部输入与内部模板,实时构建出的一个“心理实体”。这便是“种子生现行”:斯科蒂阿赖耶识中既有的种子,在“外缘”的精准触发下,生长为具体的“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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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斯科蒂的认知进入自我强化的循环。美术馆的凝视、花房的驻足、墓地的哀悼——每一个新迹象都被急切地纳入并完美契合“被幽灵缠绕的忧郁美人”这一初始叙事。每一次“确认”都反熏种子,使执念愈发坚固。他不再是客观的调查者,而是自身所构建故事的全情投入者。恐高症所象征的对自我失控的深层恐惧,在这个赋予他“侦探-拯救者”角色的新叙事中,似乎暂时找到了解药。这便是“遍计所执”的力量:意识不再检验假设,而是全力完善和维护既定故事。认知闭环已然形成。

旧金山传教教堂的钟楼,是闭环世界的崩塌点。因眩晕(身体化的、对“我”之消解的恐惧)被困的斯科蒂,目睹“玛德琳”坠亡。这不仅是客体的消失,更是他倾注全部心智能量构建的意义世界的湮灭。随后,朱迪的忏悔信给予了更残酷的一击:它自然证明结论错误,也揭示其整个认知过程都是一场被设计的表演。他是骗局中的道具,而非故事里的英雄。这对“末那识”构成了根本性羞辱:那个作为有效认知主体的“我”被证明是虚幻的、可被操控的。

当他在街头重遇朱迪,阿赖耶识中因巨大创伤而新熏成的、力量空前的种子,在相似外缘下被强制激活。这不是命运,而是心理“业力”的显现。此时,他的认知系统启动危险重组:“末那识”因自我根基粉碎而陷入存在性恐慌,它劫持“意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修复“我”的连续性。意识执行的方案是:通过物理上精确复现那个失去的客体(“玛德琳”),来倒转时间,让那个随之死去的“自我”看似复活。

服装店成为这场心理手术的界面。在无影灯般的顶光下,斯科蒂像偏执的工程师,提出苛刻的改造参数。他追求的不是朱迪,而是记忆中“玛德琳”模板的物质化达标输出。当改造后的背影呈现,他脸上掠过的是偏执达成后的技术性满足。这是“遍计所执”的极端形态:意识对现实世界的单方面、暴力性殖民。

至此,电影完成了一次令人心悸的演示:一个携带伤痕的认知系统,如何在外界引导下,遵循“感知-解释-叙事-执着”的内在逻辑,构建个人化的现实,并在其崩溃后,为维系自我连续感而走上殖民外部世界的绝路。

当斯科蒂将改造后的朱迪带回房间,这个空间便蜕变为供奉执念的私人圣殿。一切细节都经过严格校准,朱迪被物化为需持续调试的客体。世界必须屈从于意识的构想。在这里,麦德琳似乎“复生”了。但,这不是复活,而是“末那识”获得的畸形满足——通过将外部世界压缩为窗框中的画,通过将活人改造为精确符合内在蓝图的造物,他治愈了自己的欲望,满足了自己的“恋尸癖”。但,代价是生命维度的彻底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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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区柯克用影像外化了这种“识变”。当斯科蒂与“玛德琳”接吻时,镜头旋转,公寓墙壁消融,代之以马厩黑暗与钟楼旋梯。这是记忆种子与当下执念混合后,对现实感知的暴力覆盖。我们看到的不是过去,而是此刻主宰他心灵的实相。镜子则沦为“确认幻象的共犯”,镜中那完美的形象,只是执念工程的验收证明,是自我指涉闭环完成的标志。

《迷魂记》最深刻的诚实,在于它冷酷地否定了觉醒的可能。在心识闭环中,所有异质信息都被系统识别为“错误”并快速处理。朱迪的真实恐惧被转译为“玛德琳灵魂的不安”,她的眼泪成了“悲剧命运的注脚”,甚至那串揭露真相的项链,在他第一眼凝视时,激起的也是混合震撼与终极占有的战栗。挑战性的真相非但未能瓦解系统,反被系统吞噬,成为滋养原有叙事的养料。闭环的防御机制是吞噬与转化。斯科蒂并非没有看见提示,而是其认知已丧失运行“怀疑程序”的能力,只剩下不断强化的“确认程序”。

因此,当朱迪最终惊恐坠楼,斯科蒂站在钟楼边缘,脸上只剩下彻底的空白。这空白不是顿悟,而是系统在遭遇无法消化的终极冲突后,陷入的永久死机。他战胜了恐高症,却永远坠入了精神深渊。

影片结尾将斯科蒂凝固为空洞的凝视者。但希区柯克在此完成了最后的转向:问题从“他看见了什么”,变为“我们如何观看他的观看”。我们容易陷入安全幻觉,因知晓全部骗局而居于全知视角,将斯科蒂指认为“他者”,从而获得认知优越。唯识心理学的视角却揭露这种位置的虚妄。回想观影过程——我们难道不曾同样被厄尼餐厅的红色氛围捕获?不曾跟随他的视线,拼凑玛德琳的秘密?我们早已在无意识中参与了他的“遍计所执”。即便在中段知晓真相后,我们转换框架,但这或许只是另一种“遍计所执”的替换——从对“浪漫神秘”的执着,转向对“心理分析”或“哲学解构”的执着。我们“末那识”所制造的“我”(那个清醒的、有洞察力的观者)依然牢固。我们逃离斯科蒂的囚笼,或许只是为了进入另一个以“理性”或“审美”为栅栏的更精致牢笼。

最终的绝望正在于此。斯科蒂的悲剧不只是一个异常案例,而是认知结构的必然显影。我们每个人都在持续进行类似的建构——将流动的现象固化为实体,将复杂的他者简化为投射,用自我叙事的牢笼囚禁鲜活的经验。电影落幕时,迷雾依旧笼罩旧金山。斯科蒂的凝视空无一物,而我们的凝视仍将继续。但或许我们已然明白:那迷雾不仅在银幕上,也在我们每一次认知活动的间隙中弥漫;那空无不仅在他的眼中,也潜伏在我们所有确凿理解的底部。我们观看《迷魂记》,最终发现自己观看的是认知本身那无解的矛盾——它既是让我们得以理解世界的唯一工具,也是让我们永远与真实隔阂的永恒障碍。在这绝望的认知悖论中,我们与斯科蒂·弗格森共享着同一种命运:注定要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挣扎,直至这张网成为我们存在不可分割的皮层,乃至最终的棺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