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中美两开花的王牌电影——《绿皮书》的问题在于它将种族隔离的残酷历史压缩成一段跨越肤色差异的公路友谊。白人司机托尼·利普的视角过滤了黑人钢琴家唐·谢利真实的生存困境，结构性暴力被简化为个人偏见的和解。这种白人救世主叙事透着伪善，暗示种族和解的关键在于白人的善良，暗示黑人精英需要白人的庇护才能完成自我认同。即便如此，影片仍保留了某种可协商的公共空间，某种跨越界限的可能性。在《绿皮书》的叙事逻辑里，种族边界僵化而需要被质疑，最终的温情虽然廉价，却指向不同身份可以共存、对话、甚至相互妥协的世界。

同样的逻辑在《罪人》中走向极端，且更为危险。它不寻求和解，操演着一种分割敌我的认同政治技术。我完全可以接受黑豹党式的马克西姆立场，那种公开的、激烈的、甚至带有暴力性质的政治对抗，至少是一种清醒的、可辩驳的选择，在明确意识下押注的立场。观众可以认同，可以反对，可以在理性的层面上与这种激进展开辩论。《罪人》的卑劣之处在于拒绝给予观众这种选择的清醒。它不呈现选项，直接占领认知；不诉诸理性辩论，操纵神经回路的自动反应；不邀请思考，利用恐惧与归属感的心理机制完成身份的强制收编。

影片中提及的“蓝调音乐不是白人灌输的宗教，而是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怪不得有人说这电影AI感重呢）暴露了这套装置的运作机理。它刻意抹除蓝调与欧洲古典乐及基督教宗教音乐之间确凿的历史渊源，这些元素恰恰指向白人文化传统。一个纯粹黑人属性的、人为净化的蓝调起源神话被凭空建构。这种修正主义超出了学术疏漏或艺术简化的范畴，属于功能性的历史清洗。唯有将文化渊源净化为单一族群的专属物，唯有切断其与跨种族文化交换的复杂记忆，那个被分割出来的"我们"才能对这一文化拥有排他性的、不可质疑的权威掌控。蓝调在此丧失了混杂着多重血统的真实历史，沦为种族纯洁性的象征资本，成为划分阵营的意识形态武器。这种对历史的篡改目的明确：制造"我们"与"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影片调动了一套精密的、针对潜意识的行为科学操纵机制，对应FATE模型所揭示的四重入口。白人吸血鬼这一惊吓性意象捕获Focus（注意力），通过威胁感知激活脑干的硬连接反应，观众处于高度易受暗示的警觉状态。文化所有权的宣示建立Authority（权威），利用人类对权力符号的程序化反应触发自动服从的祖先脚本，暗示唯有特定族群才拥有解释与传承自身文化的合法性。族群的归属感召唤Tribe（部落认同），个体被纳入想象性的、排他的共同体，在保持一致性的群体压力下放弃批判性思考，质疑等同于背叛。影片中用吸血鬼无法进入未被邀请的房屋来运用这个设定。恐怖片类型固有的情绪张力操控Emotion（情绪），神经化学的自动反应系统替代理性判断，恐惧与愤怒成为认同的唯一基础。这四重机制层层嵌套，将观众锁定在封闭的情感回路：
恐惧催生对权威的服从，对权威的服从换取归属的安全感，归属感替代了对历史复杂性的认知需求，情绪的高涨掩盖论证的贫瘠与逻辑的循环论证。

《绿皮书》的"白"代表视野的局限与温情的自欺，回避了真实的复杂性，用个人友谊的神话遮蔽制度的暴力。它承认不同肤色的人可以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内对话，承认人性的共通性暂时逾越历史的裂痕。《罪人》的"坏"属于主动的、系统性的洗脑装置，制造虚假的历史以正当化排他性暴力。修正主义的历史观与心理操纵的技术合谋，文化权利、族群归属与恐怖情绪熔铸为单一的政治武器。影片完成的不是对蓝调音乐或种族历史的再现，对新一代有色族裔观众的意识形态围猎早已展开。

将族群身份彻底武器化的操作，比任何白人视角的温情叙事都更具腐蚀性。它剥夺被代表者说"不"的权利，剥夺他们在清醒状态下选择政治立场的自主性，反抗的意志转化为被操纵的本能。《罪人》本质上就是它表面上似乎在批判的那种东西：一种精致的、戴着文化自豪面具的统治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