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1年《万历十五年》第一版问世以来，它就备受推崇。三联书店不断重印，中西学者不断叫好，甚至在2017年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因为主角高育良和侯亮平的喜爱也让它再次引起话题，成了不少人的推荐书单之一。可有关于它的作者黄仁宇却从来没有被好好谈过。
尽管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书连年畅销，但学术界对于他似乎只是寥寥带过。即便有一些学术讨论的话题在，也多是批评之声。有关于他，人们只想得起一本《万历十五年》。他在学术界的冷遇或多或少与他美籍华裔的身份有关。
...首先，他的定位既非大陆，又非自港台，若是因在美任教的缘故就把他归类于美国人，他又偏偏醉心于中国历史。遭到美国解雇之后，他在学术界更难留下弟子传人。
另外，他中年治史，所以无师承。这种“前无老师，后无学生”的尴尬从他在《黄河青山》中调侃自己做了朋友儿子的学生便可以看出。
这种专属于“黄仁宇式的尴尬”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像真正的史学家一般毕生治史，专业化、系统化去谈论明史，而是更多了文学观赏性，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截取了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时间轴点。换而言之，这有了点雅俗共赏的意味。
...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这书会在大陆引起轰动，甚至他没想过生前出版这本书。那个时候他才刚刚收到解聘书，一副落魄、颓废、郁郁不得志的样子，所以说这本书的走红，纯粹是因为时代和学术的因素，绝非功利。
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直挂东南枝后宣告了明朝的灭亡，但在精神层面，黄仁宇在1587便宣判了它的死亡。而当时的新中国正处于和万历十五年大环境异曲同工的难处，一方面是改革开放，重新面向世界，一方面是旧制度的翻新罢黜。
就学术而言，《万历十五年》很好地继承了司马迁《史记》以来中国史叙事的传统，并且开启了一个“年号+年份”的历史通俗写作套路。在历史普及的漫长道路上，给了后人一个既有学术研究又能表达自己独具匠心的大历史观结构的简单模板。
皇权政治
没有人会觉得万历十五年是历史上一个特别的年份，它表面上祥和一片，四海升平，但实际上，平静只是暴风雨的前兆。明朝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苟延残喘。这一点从它的最高统治者从励精图治到宴安享乐便可以看出。
万历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可是长时间的强权意志和封建礼教的博弈使得他心力交瘁：一方面他想要保持绝对的权力，一方面他又畏惧于朝臣和礼法。
...慈圣皇太后和大学士张居正对于万历的要求极为严苛，所以少年的万历十分好学。他十岁的时候主动书写“责难陈善”，鼓励老师申时行多多规劝过失，提出意见。他自幼被教导要“敬天法祖”，事实上万历的确做到了。他研读祖宗实录和各类书籍，以此来见证他治理天下的决心。
后来万历的外祖父在军务采购方面中饱私囊，以劣充好，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万历大义灭亲，表明无论亲疏也要以国法处置。这也让张居正有了契机去内部调整人员，整治受贿问题。这在万历年间是一件大事，由此可以见得少年天子对于整肃官僚风气的决心。
但在当时，与皇权齐头并进的是一套监管皇帝的礼法机制，最突出的力量便是官僚集团。
在万历想要册封宠妃郑氏为皇贵妃时，群臣当即上疏表明异议，君臣相争，不了了之。后来万历想要废长立幼，立郑氏之子为皇太子时，又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万历在群臣身上吃到了苦头，愈发郁闷，最后干起了“无为而治”，成了明史上的一段笑话。
帝王与官僚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皇权与封建礼法的较量。万历用懒政的方式抗议文官集团其实也就是表达对皇权受限的不满。皇权始终凌驾于礼法之上，但是又不得摆脱礼法对它的约束。
譬如关于闹剧一般的午朝大典，皇帝为了找替罪羊竟然罚俸到了在京供职的全部官员。表面上看都是末端小节，可是这也造成了君臣对立、皇权礼法相争的原因之一。
文官集团
“首府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通通在事业上不能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兼名裂。”
黄仁宇在一开始就点出了文官集团的弊病，这一点不仅仅是源于皇权的压榨，更重要的封建礼教长年累月“吃人”的习性。
在万历年间，正二品官员全年俸禄只有152两，他们的主要收入靠地方官的馈赠，说白了就是贪污。对于低级官员而言，如果被罚俸两月，家庭甚至入不敷出。
...除却俸禄少，事务多之外，官员若要参加早朝必须在天色未明之际在宫门前守候，负责纠察的御史会点名并且记录下咳嗽、吐痰，剔牙、步履不稳等“失仪”之人的名单上报给皇帝。每天如此，极少例外。即使皇帝因为大事不能上朝，百官也要来到午门，行礼如常。
礼法对于官员的要求相当苛刻，大学士张居正曾试图更改这一局面。
他将早朝改为一旬之中三六九早朝，精简仪式。还推行改革、整理财政，看似这使得明朝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事实上，因为赋税问题处理不当使得部分官员更加不满，转而压榨百姓，朝中无才也为后面的失败埋下隐患。
君臣对立之后的十年间，宦官集团以冯保为首的司礼太监谄媚皇帝，成了皇帝与朝臣对抗的一把手，这也为后面张居正惨遭抄家埋下祸根。
后来，申时行对于文官集团采用了“恕道”的理念，即“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这一理念的确稳定了时局，但是文官集团多年抱团，利益非一朝一夕可以撼动。所以海瑞才会成为明朝清廉的道德典型拿出来炫耀。
但是细究海瑞这个人，他也是一个被礼教荼毒至深之人。他官至二品，可死时家中不足十余两存银，甚至不够入葬。海瑞的家人也要靠邻居那些寻常百姓人家接济才得以存活。
道德榜样的力量远远不如健全的制度来得完善，海瑞的廉洁并没有成为朝中一个人人敬仰的榜样，他依旧是个例。
万历皇帝始终无法理解为何自己的励精图治会换来官僚集团的加剧腐化和堕落，但放眼官僚之下，连海瑞李贽戚继光等人都不得善终，好转又怎么可能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改变的。衰败之责，非一日之笔，而是封建礼教长年累月的积压。
大历史观
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最大的问题也是文官。
黄仁宇书里最大的亮点之处就是把皇权与官僚的问题看得十分透彻。史学家陈梧桐在《明史十讲》中说过，“黄仁宇的明史观，比‘停滞论’更进一步，明确提出明清社会‘倒退论’、‘衰退论’。”而这些倒退、衰退从腐败开始，究其源头，是从礼教对于君臣的过分压迫开始。
黄仁宇的历史观或许有些生硬偏向中性，既不是以西方文明也不是以中国为标准，更像是他主观的一个历史感，所以他几乎不愿意用系统的史料去构建一个完整的明朝体系，而更像是借着万历十五年的故事提出一个口号或者方向。
...这个立场也是后人常常批判的，觉得他过分代入一个现代人的角度，但是这又涉及一个非常难把控的问题，我们都会有意无意以今人眼光看待昨日历史。所以既不必委曲求全去认同，但把这个看做一个新的角度也未尝不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于平淡无奇之中蕴含了一个王朝的兴衰覆灭，这实在是一种经典的手法。于冰山一角，然后感悟到冰山之下巨大的力量在支撑着它，这便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性。就如同决定明朝覆灭的不是李自成攻入北京，而是万历十五年，一个平平淡淡的一年。
娓娓道来的故事永远比枯燥乏味的文字更引人入胜，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觉得《万历十五年》具有观赏性，而不是纯粹的就史论史。至于那些批判之处不乏有，但曾经托尔斯泰也曾不喜欢莎士比亚的剧本，说那是“琐碎浅薄”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的剧本是好的，托尔斯泰也是有品位的，但是这是一个人主观好恶，所以有关于黄仁宇的历史观，我虽不敢加以评判，但他的历史感还是好的，至少他的《万历十五年》是十分精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