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并非一无是处，但在此只想谈谈阿娟。

使用殆尽对阿娟是多重意义上的。

从生活状态上，她始终处于做菜、洗碗、缝纫、处理水产的动作循环里，当人们在餐桌上吃饭聊天时，她在做菜与端菜的折返里，当男孩在海边玩闹时，她背着水产在远方招手，当阿强需要用功时，她写满心得和心事的课本被不加询问地征用，她是男孩爱情的客体，是一家欢闹的支撑者，当镜头着力刻画阿姨及阿庆家庭其乐融融之时，这个女孩被隐身幕后。

从人物前史来说，她被迫弃学、被施暴的经历，不仅被创作者用来为其“主动隐身的家庭地位”提供了一种合理化，也被用多层次地利用在叙事张力上——前期她的沉默为观众和男孩提供一个被猜测、探究的悬念位置，后期她则被安排赋上一封直白到自剖式的信（你是否能想象一个为文鸟之死发出如此敏锐而诗意的感叹的女孩，会这样向一个男孩诉说自己情感及身体遭遇的极端暴力，就像本来被蚊子一叮就有感觉的人，突然转化成扯出肠子却毫无痛觉一般）为这场男孩的离别提供最后一道情感升华。

再往前一点，她迟来地意识到写着她的课本被哥哥征用而发火，换到的是一记推打，她倒在地上后「你还打我，要不是你不让我读书，我会遇到那种事情吗」的质问，在跑出画外后，并没有得到下一个镜头的关注。接下来，当男孩被以举家之力安排去往海上钓鱼、读书、在滩涂上共享一次巨大的建造、在日出时看到故事灿烂的实现——飞翔的鱼精时，在这些日与夜里，女孩是什么样的心情和神态呢，镜头轻轻地略过了这一切，好像她在那声呐喊后再度恢复了隐形，这些都不曾存在，也没有什么因质问而得到改变。只有在男孩即将回到台北时，女孩才又一次地被功能化地从故事边缘召唤，她跑回家中，做什么呢，去拿她唯一的那缸热带鱼，连同那封信，献宝给男孩。

这也就来到了第三方面，她的失学、她的梦、她曾经对生活的爱，与这具象化的热带鱼一样，被同时送给了这个在人生阶段上最相近的男孩。即便我们知道，阿庆在海里再怎么努力护送阿强，电视上的同学、学长学姐再怎么欢迎和支持这名被绑架的男孩，乃至教育局是否真的考虑过为他保送升学，对落在警车远远后面的阿娟来说都没有实际上生活的意义，但故事并没有呈现出对此任何的停留或疑问，它赞赏着温情的一家人、祝贺着这名男孩，作者选择了一个对她最缥缈的益处——好似另一个人的幸运能为她替代了漫长过去和未来的困境。

作为东亚家庭成长起来的我们，都太熟悉这种虚妄的移情手段，父母对孩子的、老师与学生的、情侣之间的，乃至国民对国家的，难道我们在电影里，还要再次为这种移情手段所统治吗？被强暴的经历无法、也没有任何必要为男孩（充满快乐、温情和梦想）的绑架做献祭，男孩的梦想也永远不会代替女孩的梦想。女孩失去的，永远地停留在了那里，仅此而已，请不要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