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写了一篇正经影评，列出了一些疑问，但想想又删掉了。
因为我想，导演又不是上海人，没有义务对方言做振本清源的工作，所以频频洋泾浜也不觉得尴尬，无所谓的；
因为我想，这就是部商业喜剧，放了点文艺梗佐料，没有义务去理解住在五原路独栋老洋房的人和路边修鞋匠之间的阶级差异决定他们不可能这样对话，尽管这两人已经触及整个上海移民史及背后更大的社会结构演变，是一条幽深的峡谷，但既然导演选择轻轻掠过，那也无所谓的；
因为我想，虽然它打着女性主义卖点其实烘托了清纯可爱的中年男性，高光时刻全部在上只角的精致从容的男人身上，但反正观众就图一乐，听听噱头和金句，自以为自己被取悦，也无所谓的；
因为我想，导演也不是社会学者，所以三个女人就算一个文艺腔，一个十三点，一个出轨妻，都能牙尖嘴利一起嘲讽男人，用这种浮夸和脸谱化的形象塑造所谓的新女性，也无所谓的；
因为我想，导演不过三十岁，她对人生悲剧的理解或许也就是突发地死去一个朋友，而男女之间的犹疑暧昧，世情的荒诞，可以用文艺机灵的段子包装得看不出一丝伤痛…倒也无所谓。
但是，抛开电影，我还是会想，上海究竟应该怎样书写呢？对这一点，我还是有所谓。但只是对自己，不对别人。
今日上海人口两千多万，面积6340平方公里。而在方圆不足两公里的上只角，在上只角能继承独栋房子的人，或者八十年代就能自费出国结果没有黑在那里还回来的人，大约占了多少？手头没有数据，但是估计像大熊猫一样稀少。那这只大熊猫背后的社会信息是什么？如果我要写这么一只熊猫，势必做足功课，找到必须写他的原因，而不是直接拿过来就用。因为“特色”与“典型”，是不能搞混的。
就好比，虽然熊猫是四川的特色，但四川马路上是看不到熊猫的，熊猫的喜怒哀乐，也和四川人无关。写熊猫，你足够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不是个案研究，而自欺欺人地说它就代表四川人，那么这就是在隔离和扭曲一个城市的真相。
生活经验告诉我，长期住在上只角的外地人，常常比上海人还看重区域鄙视链。因为社会差异化满足了急于改变命运的这批人的优越感和虚荣心。人人都想做那只被捧起来的熊猫。于是他们眼里的上海非常清晰和简单，像三明治一样分好了层次，商业喜剧只需要把里面那一块最值钱的奶酪挑出来，声称这就是上海神话。
因此，上海从来不缺少神话。上海缺少的是真正的典型人物、典型生活。绝大多数老上海人都经历过时代的重锤，不可能像民国老克勒那样优雅文艺、会说法语，他们只舍得吃便宜的仿制西餐，实际上却不怎么懂西餐里的各种门道。他们始终附庸风雅，始终小资，是因为他们在赤贫时代要为全国创造财富，可致富后又被嘲笑抠门算计。于是他们的不安、愤怒、彷徨和局促，就会自己隐藏起来，很少被看到。上海人的尴尬龃龉甚至比那些县城里的农民更少被看到，因为高楼越多，阴影就越深。
但是神话的营销越来越重要，甚至盘活了相当体量的经济。于是，属于上海的那些典型痛苦从某个时刻开始，在文艺作品中被全面地掩盖、模糊、消解、忽略了。电影观众只想要麻醉和愉悦，创作者也都知道电影最终不过是多方权衡利弊的结果罢了。而导演曾经骄傲的不妥协，原来只是一场卧薪尝胆的表演，是为了在电影闯关游戏中吃掉商业喜剧的一桶桶金币。
呵，扯远了，我又不需要北电文学系以我为荣，我有什么必要掼浪头？
但我终于明白，对城市书写的停止，不是止于方言的消失，而是止于再也不写这里的人真正的痛苦了。《孽债》和《股疯》都是普通话演的，却无损于他们的良心。而诸位上海老戏骨在这部电影里，操着已经有点隔生的沪语，最终只是给某种上海神话锦上添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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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看客：望周知影评和文化批评是不同的东西，此文并非正式影评，这我在一开始就说明了。文章用意也不在于贬低这部电影，它有不错的电影素质，但是我需要阐发由此引起的个人思考，这是critical writing的正常操作。
引用一段别人更透彻的话：
一种乌托邦式的创作，然而乌托邦的动人之处在于它们往往寄托在乌有之上，或者说不可完成而导致的悲剧性。但是，片中小团体的存在基础却是实打实的，即两名不讨喜的母亲最在意的财富资本（即使是被迫忍受与母亲同住的女主也有能力搞定外滩展馆。）故事最后的那个底包，那段在片中令人心驰神往，闻者落泪的讲述，证明了这并非一种真正的进步书写：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念念不忘与一位极度美丽，并且极度具有名望的欧洲女影星的一夜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