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太空胶囊”公众号
高中生庄周听到枪声后第一反应是探查出处，这时候一扇玻璃门挡在了他前面。尔后，庄周绕远来到声源所在的体育馆，清楚地看到枪声来自一位女孩，正当他要靠近的时候，一张镂空的网再次阻挡了他。
这是《开始的枪》的起势，世界看似打开，因为确实就在眼前，但阻隔与必需的绕远亦在眼前。《开始的枪》来自导演瞿尤嘉，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片电影，先后入围柏林、FIRST、东京、海南岛电影节展，获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少年单元水晶熊特别提及。
如果说这类阻挡是以比喻的形式散落在《开始的枪》中，那电影中还罗列了其他更为明显的比喻等待观众。如再稍稍扩大这个概念，镜头、声音、剪辑同样构成比喻。这种方式承载着年轻的导演瞿尤嘉对于电影的看法：电影是以视听作为工具的沟通。
海影节结束后的一天深夜，我约他进行了这次采访。原定的时长被我们打破，最后一直持续到两个小时。这也是我去年感受最好的谈话之一。采访结束前，瞿尤嘉跟我分享了他2019年领取《三尺》的FIRST最佳剧情短片奖的记忆：
“我走上台，在颁奖台往下看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件非常有趣的生命体验，就是你在聚光灯底下往台下看，台下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一张人脸也没有，你只能感觉到一个强光打在你的脸上。我不记得那一刻我说什么了，那一刻我突然一秒钟把所有电影节的事情都消耗完了，我会觉得就好好拍电影，因为感受就是一片漆黑。电影也是如此，也是在一片漆黑中说话。”
...Spacecraft：你是怎么开始拍短片的？
瞿尤嘉：电影一定是一种选择，但记忆里这种选择的决心似乎是模糊的，只留下一系列的瞬间：去电影院看《狮子王》，被搭配着巨大音量的非洲音乐伴随的日出桥段吓到想要立刻离开；小学运动会第一次拍照，因为调错曝光导致相片一片漆黑；中考完在电视上看到颁奖典礼上的李安导演而陡然产生了危险的羡慕和虚荣心；以及在学习平面摄影做毕业展时，不知道如何写作品阐释，觉得所有的自我解释也许都是徒劳，相信影像一旦被语言干涉总结，就会再次歧义。
归根结底，喜欢一件事，定是某时某刻，心想：“我也要做出这样的东西来”。
Spacecraft：《开始的枪》之前你做了两部短片，可以谈谈中间这个过程吗？
瞿尤嘉：这算是一个去自恋的过程，电影有它的文法，会用结果狠狠教训你看待生活的方式，包括现在这一部。观众对静态的影像往往是更为宽容的，因为他们恬静，目的性和攻击性往往藏于背后，而叙事电影的虚构是一眼明了的，你的意图和态度撒不了谎。我是平面摄影专业出身，一到电影才意识到在过去的创作过程里沾媒介的光偷了懒。《朱美静》是一个弄拙成巧的过程，直到《三尺》正逢家中变故，把潜意识里的一些害怕掏出来放进了片子里，才算有些开窍。
但导演，作为一种职业，与其他行业一样，都需要一种规划。新人来说，就是要走进电影节去，坦诚地说，无论是虚荣心还是表现欲，都要被拿出来到社会层面晾晒一番。在这一点上，我是既得利益者，我没有资格去分享对所有人有效的经验，只想提倡一种勇气。尽管这个时代，观众和导演似乎更多演变成了一种对立的存在，但这种关系，完全取决于个人心态。与其在现实中委屈和担忧，不如去电影里沟通，哪怕必然会被误读。所有的真诚都会被刻印到那一个小小的文件中去，只要拍出来，就是一种存在，它会穿越时空到如今所有人都消失的地方去，哪怕稚嫩甚至残缺，在未来，一定有它意义被彰显出来的一刻。
Spacecraft ：可能年轻的电影人都要经历对元电影的兴趣这样一个阶段，《朱美静》从一开始就暴露出了摄影机。
瞿尤嘉：我不太明白元电影的具体定义，暂且粗浅理解成是拍摄“拍电影的人群”这样的电影吧。
叙事始终是关于人的，如果元电影是去除人的，只关注电影构成形式，失去了人的视角和温度，那也许是“实验”的范畴？这不是我熟悉的，或者有感触的领域。
HBO的《堕落街传奇》有一段情节让我非常感动：一名前性工作者的导演（Candy，Maggie Gyllenhaal 饰）当街采访，一名站街女讲述了被父亲性侵，男友抛弃和自我厌恨的各种心理问题之后，突然自嘲地说：“这太老套了，不是吗（It's an old story, isn't it)?” 那名女性导演立刻回答道：“并不，因为它是真的（It's not old. It's real）。”
我还没有能力做到，但这是我坚持的期待。无论何种故事，在被归类之前，都能挖掘出它和这个世界的真实关系，电影来自于我们的精神世界，而非其他的电影世界。
...拍电影是一个慢工，还不一定最后能出细活
Spacecraft ：2018年到2019年，你和朋友做了“Footnote Cut”视频论文小组，想让你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瞿尤嘉：这个项目由两部短片的一些团队成员一起完成的。那段时间，如果我们特别喜欢一部电影，方式是进行非常枯燥地“拉片”，几乎要到“背镜头”这样死板的程度。这是让我安心的方式，一种反推作者的手法如何奏效，搭配大家的学习，类似去看魔术师如何制造假象的过程。
大学时，我接触到了很多国外的“Film Video Essay”（视频论文）形式，但大多数都由单一人物主讲。那么，是否可以让电影本身来解释自己？这让我想到使用视听去解释视听的点子（尽管结果似乎没有完全做到）。
拍电影是一个慢工，还不一定最后能出细活。人的成就感太久不被填上一些，就会沮丧。这个项目是一个能在较小周期对我有精神回报和期许的事。“大家一起做了个东西”，这个感觉让人有幸福感。此外，一个较为现实的原因，不讳言地说，我希望借助这个媒介与更多电影行业的人建立联系。不出意外，当时我们发布的第一个视频《自从火车进站》引起了FIRST电影节的注意，被作为了它们的开幕影片，非常难得的是让团队作为发布和Credit主体，能被看到总是好事。之后，紧接着的三年，继续深度合作了“回到未来”和“回到电影院”的两部First开场混剪。这应该是我们小组最后合作的项目。随着大家各自的分开——有的人出国，有的人转行，也有人一直合作到现在——我也开始准备自己的长片项目，时常想念那段日子。
Spacecraft ：那《三尺》帮你拿到了做长片的机会？
瞿尤嘉：《朱美静》当时被我的制片人看到，就有长片的打算。客观来说，那时并没有这个金刚钻。故事的写作能力非常欠缺，就先进行了《三尺》的拍摄，故事节奏有问题，但至少人物和事件被讲述完整了。
也许一个新导演擅长什么是伪命题，喜欢什么才重要。我喜欢《社交网络》《色戒》《美国甜心》等，这些电影都有饱满的人物关系，潜意识浮出纸面的情感瞬间，它们都像是神坛上的巨人。既然现有的能力无法支撑这样的创作野心，那么就面对鸿沟和缺口，自己拍一部电影发现并解决一个问题，然后下一部。
我很害怕变成假装“叙事早已陈旧”的那类人，因为心底并不认同。
...Spacecraft：你在其他采访中讲过，《开始的枪》最初的创意是在2016年，后来这个项目怎么开启的？
瞿尤嘉：起初我写的是一部关于韩国女团文化的心理惊悚片，入围了柏林的合作市场计划。但因为拍摄工期和自己的信心问题，想要从一个简单的青春片类型命题作文开始，无论从经验还是投资难度角度。
我想分享的一个经验是：你一定要先做出一个糟糕的、粗糙的版本。这个过程是必然的。如果每次都想着“我要写出一个完美的作品”，你反而永远无法动手，作为资深的拖延症我有感而发。只有当你做出了不完美的东西，才能更具体地发现问题所在。
第一稿作为开窍，以前看《故事》《千面神话》《剧本构造论》一类的书时，很多概念像“人物弧线”虽然能够读通，但并没有方法去实际使用这些技术。而一旦经历了不顺利的创作过程，你就能立刻意识到这些理论的实用性，开始针对性地修改和调整。
到第七稿完成时，我将剧本交给制片人看，终于我们达成了许多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参加了First电影节的写作工坊，并有幸遇到了《驴得水》的编剧刘露老师。她给予了我许多实用的建议，并对我的创作中遇到的困难提供了很多有效的帮助，给予了很多鼓励，这对我帮助很大。最终，我完成了剧本的最终版本。
同时，制片人谢萌先生也经过多次沟通和努力，成功谈妥了出品公司。在整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没有被牵涉到资金和商务方面的困难中。
Spacecraft ：两个演员在那个时候相对缺乏表演经验，他们的表演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形象，还是和你最初的设想比较一致？
瞿尤嘉：实话实说，现实和设想并不相同。
原本我设定的庄周更加无厘头，有点类似于日本动漫的喜剧配角形象，而孟轲更多是一种强迫症和焦虑情绪并存的状态。然而在实际呈现中，剧本中的孟轲展现出一种更为强势的特质，而男孩则流露出一丝拘谨。
诚然，我并没有认为两位年轻演员的表演无可挑剔，特别是太文，他几乎是素人状态进入剧组的。起初，我感到非常焦虑，形象就在脑中，可是无法有效传递给演员，在现场就只有徒增情绪。说后话的话，就是没有“引导”的技术。
拍摄中的话，锻炼能力为时已晚。当我无法改变演员时，我可以选择调整人物，将角色的特点更贴合演员的特质，给他们足够的空间。结果上，这的确变成了一种富有成效的合作。甚至在剪辑的时候，他们的某几场表演都极为出色，反倒是当时我自己的焦虑会成为他们的阻碍。
Spacecraft：疫情有中断你的拍摄吗？
瞿尤嘉：有。学校和小区都封闭了。
...Spacecraft ：红色塑料袋一方面很梦幻，在没风的时候能够飞起来。另一方面又很世俗，它是庄周母亲给他装饭团的。庄周有很多次把这个塑料袋罩在头上。我想它可能表达的是年轻人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它是这个年轻人心理的一个外显，借助这样的一个物品，观众能更好地理解这个主人公。
瞿尤嘉：这部影片，有一个很强的表达意图，就是“去浪漫化”。私以为，成长的本质是穿越无知，最终抵达能够与他人共情的境地。在我看来，年少无知是一把双刃剑。“青春”是一种将成年过程浪漫化的词语，常常以回望的方式出现。简单、热烈、敢想敢做，却又往往伴随着视野的狭隘、自我为中心和责任的缺席。这个时期真正有价值的部分，是我们尚未学会冷漠，意味着我们怀抱着对他人的强烈好奇，渴望去了解另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这种热切的追问往往会随着成年的推进逐渐消逝。
我想写一个不加“珍贵”滤镜的回忆，不再是“回头看年少多珍贵”这种浪漫化一个时期去躲避成人世界的态度，而是讲述一个“只有理解他人，才能理解世界”的故事。
Spacecraft：一般我们会把青春和成长绑定在一起，但我在《开始的枪》中看到他们的变化很难明确地归为所谓的成长。比如孟轲一开始要克服对枪声的恐惧，她最终也没有解决，她的态度是不玩了，不参与这个游戏了。我很喜欢这一点。
瞿尤嘉：是，“放弃”和“离开”也是一种成长。遇到毫无正向反馈的剧烈消耗时，“逃避”应该是每个人的选择。
Spacecraft：为什么两个人的家庭都设置成了离异？
瞿尤嘉：最初剧本里，庄周的家庭并非离异。但随着写作深入，惊觉进入一种道德陷阱——为什么离异家庭就一定不如常规家庭幸福？我自己也是在离异家庭中长大的，难道这是一种潜意识的怨气？
电影想讨论的，不是家庭的形式，而是亲情的方式。所以改成两个离异家庭，作一种爱的对比，更加公允。
有一场戏，庄周的父母离开学校时，父亲说：“等庄周上大学，我就不来了。” 孩子们从身边跑过。我们讲的不只是少年的成长，也有父母的老去。这是两代人交替的时刻。
...Spacecraft ：FootnoteCut列举了哈内克、黑泽明、托马斯·安德森，你认为自己受哪些导演影响比较大？
瞿尤嘉：弗里茨·朗，达内兄弟，香特尔·阿克曼，李沧东，安德丽亚·阿诺德，李安，大卫·芬奇，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等等。
每到这个环节都觉得像是报菜名。
Spacecraft：《开始的枪》最近有谈发行吗？
瞿尤嘉：在进行中，争取2025年能跟大家见面。
Spacecraft：有什么新片计划吗？
瞿尤嘉：除了之前提到代号为LAVA的心理惊悚项目，也有一部讨论“人对过去的记忆有所偏差”的故事，正在创作中。
Spacecraft：这两个项目和“Footnote Cut”给我的感觉一样，你有着对于细节的重视和形式的追求。
瞿尤嘉：我们这代电影人可能都经历过一种心理上的落差。当初接触电影时，我们把它放在神坛上，聚光灯下——媒体总是充满煽动性地报道，“风华绝代”“华人之光”“璀璨耀人”，却忽略了电影人作为一种职业的存在。在这样的环境下，电影被赋予了某种商品光环。然而，当我们带着那小小的虚荣心和作祟的企图心，二十多岁真正进入这个行业时，却发现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家早就看穿，甚至一切都过于祛魅了。
一个极端很快向另一个极端倾斜。如今，措辞都要非常小心，就像这篇采访稿背后，您看到这里的每个字，都是语音稿件转文字我自己再小心编辑的结果。既要做到心怀真诚，也要面对即将而来的揣测，哪怕就这么想，也显得过于“自以为是”。好像没有一个准确的词来表达，但您一定明白我的意思。这种时刻会让人感到迷茫，多么想要感受到轻松。
那么，我想再分享一个记忆瞬间，是《三尺》在电影节获奖的时候。当宣布我的名字时，那一瞬间满怀喜悦。走上台，站在聚光灯下往下看的时候，自己的得失心那么赤裸地摆进脑子里的那一刻，迎来了最特殊的生命体验——台下是漆黑一片，我看不到任何人，一张脸都看不见，只有刺眼的灯光泛进眼珠。好像所有关于光环的想象，在那一秒钟都被消耗殆尽。
但一转念，此刻不就是电影的隐喻吗？在漆黑的地方，猜测对方的表情。在纸上，在镜头后，在剪辑台上，在焦虑和欣喜刷着豆瓣，以及准备QA时站在影院外看观众提前离开的和接受掌声的同时。
这片黑暗应该是电影人的所在，不要小心讲话，要认真讲话。
采访时间：2024 1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