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可以描述一下《七月圣诞》的开头:纽约的夜空下,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吉米和贝蒂,贝蒂讲解着家具界的新发明——能把一个房间变成四个房间的餐厨。他们背后是万盏楼房,身边空空如也,除了一台收音机。这就是第一个场景,住房危机似乎净化成了没有物质,就是这个露天的天台,而这对小情侣的讨论罗列着居住所需的浴室、书房、壁炉,以及普通人最缺的好东西,比如像样的衣服和一架沙发床。那么在讨论之余的时间,或者叫它咖啡时间吧,放眼对面的马克斯福德咖啡公司广告牌,天台则又成了梦想的瞭望塔,这家公司一笔25000美元的竞选新标语的奖金,提供了万分之万的中奖几率。
在吉米眼里,咖啡是别出心裁的梦想,他说:“咖啡是助眠的。”但对于贝蒂和他母亲而言,说咖啡和吉米都是生活的必需,她们仍然讲:“咖啡是提神的。”但梦想和生活的关系何其紧密,神经喜剧里的贫穷通常都带着严肃的公共问题。在斯特奇斯的电影里,年轻人没钱总是通向传统家庭的病症,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但传统家庭的毛病却也是温情所在,吉米和贝蒂就不得不盘算收入:自己现在赚多少钱,以后赚多少钱,需要被怎样加减乘除,关键是得养多少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对方的父母······这一串小小的经济学,让天台从私人约会地变成了公共思考地,不同的人们,都可以用各自的语气品味吉米的标语:“若你睡不着,别怪咖啡,怪你的床”。

但是既然在公共空间里做事,更要照顾到在旁者的心情。所以当他们争执不休,吉米的妈妈、麦克唐纳女士从一楼窗口探出头来:“齐默曼先生说你们吵得他睡不着觉咯。”这个镜头是放在窗户口,由麦克唐纳女士主导的,她对贝蒂就像对自家孩子一样温柔。话不投机,贝蒂翻过台阶独自回家,一只小黑猫窜过吓得她摔倒,齐默曼先生也从他窗户口探出头来,让他们“一起闭嘴”,他的抗议阻止了尖锐矛盾的爆发。于是这对情侣就一起走回去,停顿的路线开始流动,他们跨过阶梯,打翻花盆,摄影机的轨道耐心地同行。我们才发现,看似空无一物的天台其实有太多生活痕迹,有晾晒的衣服、玩偶小人、一盆盆植物、可供大家坐着聊天的椅子和沙发、甚至一个在转的柱子,东西都略显破旧,却包含每户人家的贡献,旁边兔笼子里的小兔子也需要有一个镜头。齐默曼先生坐在床上风趣地痛批:“他们是在楼上骑马?” 男女主角互道了好几遍晚安,这位小老头也得喊一句:“晚安!”给夜晚以完整的定音。吉米没有随贝蒂走下来,他似乎还要在天台上想一想。

夜晚结束于齐默曼先生的“晚安”,白天开始于麦克唐纳女士的煎蛋。麦克唐纳女士是无心插柳的文学家,她如此数落吉米的狂想:“喝咖啡能催眠,水向高处流,小狗喵喵叫,小猫汪汪叫,水在冬天会热得发烫,夏天会结冰,你和你爸爸一样,天天活在梦里。”这段不乏诗意的牢骚竟然道出了美国电影的梦想结构。她把吉米和他的父亲比作熄火的二手车,对她的儿子施展着最简单的修辞术,就像仙女挥动煎蛋的铲子。而且你会发现,当两个人物说话时,如果不是某一刻必须要展示面对或对立,斯特奇斯很少用正反打,更多的是让他们在同一个画面里彼此拍打。麦克唐纳女士还有个美妙的许愿魔咒,捡起掉在地上的钱要默念:“掉在地上的东西会上门来找你的。”她丈夫曾这样把两毛五分变成了五美元。她还突然说:“吉米,你的咖啡杯里有钱。”你不知道咖啡杯里是真的有钱,还是麦克唐纳女士想让吉米看看咖啡倒映出的他自己,世界的谜语,就是这杯咖啡冒着泡的图像。

隔着几条马路,街区的对面是公司的工位,小打字员们在走廊上说笑,铃声一催促他们就走上岗位,桌子上放着打字机列成方阵。但斯特奇斯、霍克斯这样的人并不借用拍摄角度的象征术,他们不用大俯拍把场景变成构图,把人变成一只只小阴影。车间的节奏仿佛是军事场景,但摄影机还是在平拍,小职员们就像一个个小兵,但是他们有的还在说笑,在打招呼,在翻看自己的小背包。险些迟到的贝蒂一路奔跑而来,她的动作无比迅速。车间主任沃特伯里先生走在桌子之间,摆正了每个人的工具框,他看到还在对幻想涂涂改改、不工作的吉米,就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给他温和而正直的开导。
但是,就像街区的人们多想培养出一个人才,工作社群也渴望有人打破流水线,那个人应该站到桌子上说话。或者是三个捣蛋鬼,他们就坐在吉米后面的那三张桌子,制作出一张小纸条,它是一张起义的纸条或者一个玩笑。吉米拿着的中奖“通知单”颤抖着,他发出“哇”的一声,直接站到了桌子上!如果说有什么时刻让我们意识到斯特奇斯的作者性,那么就是这样的段落。吉米把凯蒂也拉到了桌子上,为了获取全景,镜头稍微有些仰拍,但视觉上是平视的,我们既看到被围绕的男女主角,也看到围绕着他们的大伙儿,大家之间仍然没有分别。当公司老板走进人圈里来,则是一个俯拍的镜头,但这只是让我们看到场面的状况,与权力或讽刺不那么相关。在斯特奇斯的镜头里,人和人应该直接对话,构图并不能被雇佣关系决定,并不随着财富关系被改变,员工们七嘴八舌地对老板解释,沃特伯里先生从容地替吉米申辩,他们站在画面里的位置是平等的。然后,当老板和吉米对话的时候,镜头又回到了平视。

吉米和贝蒂成了普通人里的被选中者,恰似本是普通人的演员被选中为主角。大家相信吉米从百万人中站起,赢得了马克斯福德咖啡屋公司的25000美元奖金。还记得电影开头,广播员在公布各等奖金,各色各样的人都等在收音机前,护士、工人、餐厅侍者,每块地方都有一个镜头。而在奖金领取地——马克斯福德咖啡屋公司——有好多穿着和贝蒂相仿的女孩,都是那种有廉价白领子的黑裙子,以及那些穿着花衬衫的女孩,她们的脸上长着和贝蒂相似的眼睛,每个这样的女孩都来自那样的街区,对于她们的演员、那些好莱坞女孩来说,在电影里露个面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了。

那张二万五千美元的支票,真是一张参观会的门票,吉米和贝蒂,代表普通人们去看了富人买东西的地方,知道了最新的沙发床有哪些功能。在有钱人那里,很多东西放着只是展示,但对贫民们来说,它们都是珍贵的物质。这部电影的感人一幕,吉米·麦克唐纳和贝蒂·凯西拿着一张25000美元的“空头”支票,在百货商店给贫民区的街坊们买下一人一件礼物。百货商店的老板成了献花的童话人物,豪华出租车的车厢里,被放进了玩具小鸭子和玩具斑点狗,两个单薄而乐观的童话角色。那斑点狗的耳朵轻轻摆动,吉米和贝蒂觉得自己在过圣诞节。

好莱坞类型片里总有这种画面,老人家们坐在对方里,分担对方的愁绪。麦克唐纳女士也有好多闺蜜,就是街坊里的老头老太们,她为吉米的一通电话愁坏了,老人们就陪她推测目前的情况。可接着,吉米的出租车队就把他们叫了下来,这天是圣诞节,人们就该开心!

这天是贫民区的圣诞节,你不知道谁才是最后的圣诞老人。梳麻花辫坐着轮椅的女孩索菲,立即得到了个好洋娃娃,一群大人看到了说:“哇!”她深深地抱起了她。吉米拿着礼物走过来,贝蒂也拿着礼物跑过来。这里多么拥挤,摄影机要照顾到所有人,斯特奇斯没有区分镜头与人们,正如主角和别人不分施与受,吉米和贝蒂在当中发礼物,后面的台阶上有个女孩坐着,端详着她礼盒里的物件。于是每个人都派发着礼物,旋转木马的“二分钱乘坐一次”被划掉,好几个小孩乘着小汽车对对碰,在每个可以乱蹦的地方乱蹦,一个黑人姑娘得到了水杯,并满足地舔了一大口冰淇淋。这就是《七月圣诞》的社会主义,一个充满创造力的贫民区。电影传递着一个个礼盒,如果非要说它们是道具,有几个可能里面什么也没有,但是你看到那些长短不一的礼盒形状,会相信它的牛皮纸必定包着梦想。

在这样的电影里,集体很重要,家庭和公司是集体,烟气缭绕的裁判委员会也是个集体,个人与集体受到对方的制约,比如裁判委员会里,唯独比尔多克先生坚持把奖金发给吉米,别的评审乃至全国人民都需要为之等待。资本家雇佣律师团队像买帽子一样,而单位的同事、街区的邻里是另一种集体。在这里,“命运”的拆穿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是谁。
当辛德尔先生向马克斯福德先生认证了吉米中奖是假的,街坊们却向他们保证吉米是个好孩子,警察拒绝逮捕这个年轻人,他的理由是:“这个孩子我从他小时候看到大。”他把这两个老板叫做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大群老人家也站出来处理事情,其中一位操意大利口音的老太太,她披着一件杂草般的白羽毛披肩,挥舞着有力的手势对前来没收礼物的辛德尔先生说:“诗文德尔先生,我在他爸妈结婚以前就认识这孩子了。”而齐默曼先生站在她身后,他补充说:“他们一家子都很疯狂。”老太太继续说:“二万五千美元,你能想象吗?”齐默曼先生道:“大梦想家!”他们用自己有限的身体为吉米主持着公道。辛德尔先生和马克斯福德先生,也被卷入了普通人的狂欢,辛德尔被一支玩具箭射中,马克斯福德则被咸鱼和臭番茄砸了一脸。

但或许恰恰是因为吉米·麦克唐纳来自这样的集体,他现在仍然属于这样的贫民区,所以他无法顺理成章地把那个电动沙发床带回家,它看起来犹如世博会展品,而不是麦克唐纳女士用得惯的东西。那么什么是她用得惯的呢?就是她儿子吉米的三位同事,分别是胖胖的、高个的,和秃顶的三个小精灵,搬来一张老花纹沙发,椅背上嵌了个笨笨的轮子,只要你动手摇它,沙发就可以变成一张床。而穿在贝蒂身上显得如此不真实的皮草大衣、钻石戒指,这些平民阶级对于富人社群的图像幻想,或许也会被还回去,或许被当作一次见闻珍藏起来。
一个连夜赶工的老先生,叼着烟斗,在门上写上工整的“吉米·麦克唐纳的私人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本是接踵而来的新奖品。电影从第一天晚上发展到第二天晚上,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打工人。深夜,吉米和贝蒂难过地来到公司,他们的胸口还别着白花。满脸憨笑的黑人萨姆朝他们打招呼,他的演员是斯特奇斯电影里的常客,他正在空荡荡的工位之间扫地。小黑猫又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贝蒂问萨姆这是福是祸,这时就是萨姆的独立镜头,他说:“这取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他尖锐的笑声像鬼魂一样回荡,却又是不折不扣的真诚祝福,他几点下班,下班后又会回到怎样的街区去?

吉米触摸着他新办公室的桌子,它看起来有点像那个电动沙发床,但或许并非如此,它还是一个非自动的平台。这部电影是七月的圣诞节,你不知道谁才是最后的圣诞老人,马克斯福德咖啡屋公司的奖金、吉米·麦克唐纳、因为熟悉吉米而不肯抓捕他的警察,还是那三个抬着“沙发床”缓缓走来的捣蛋鬼,或者是为吉米和一切努力的人辩护的贝蒂,摄影机总是被她粗糙的说话吸引,或者是被贝蒂的演说打动的老板,甚至是那只代表未发生的事情的黑猫,毕竟好坏的几率总是一半一半。
当这一切都不再确定的时候,贝蒂却用那只戒指鼓励吉米,她还穿着那件皮草大衣,它看起来那么突兀,但她的拥抱和带泪的眼睛还在保持自己的可信,在最未知的几率面前,她仍然把最好的机会送给吉米:“所以你看,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感激。”而斯特奇斯还在把机会送给每个人,包括这多变世界里不确定的处境:“猫又来了。”普通人或有钱人,礼盒里有什么都是不确定,这些都是一部电影的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