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点位置不错，后点跟进打飞。
广场协定后崩卒的十年，黑泽清想用超过一个“普通家庭”的普世眼光给出对日本社会危机的总体判断，对于失业问题的“共像”作病理切片式的一一分解。于是便要将问题意识扩大化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和人际关系中去，从而超越“个别家庭”内部危机的生活流叙事。
只不过在后半落香川照之“在岗伪装”被识破之后，被加压的叙事期待一瞬间泄气。本应作为拔高影片立意和“谴责行抒情”，进而使从生活描述上升到社会问题层面的津田宽治夫妻瓦斯自杀的一段情节，被一笔带过而没有达到其应具备的功效，从而导致后端彻底丧失了其文本展现的崩坏效果所内蕴的批判描述。
其实黑泽清有过机会——俗套、高效率且万无一失的扭转方式——在《比利·艾略特》和《钢的琴》等无数成功案例中皆可见得：让男性家长权利和道德尊严由于经济地位的丧失而凋谢，而子一代的中产阶级文化愿望（弹钢琴、芭蕾舞之类）又日渐强烈，而且有一个不能拒绝的理由，那就是孩子“天赋极强、万中无一”。
在这样日益增涨的美好生活向往与经济水平下跌所形成的矛盾之中，故事的现实性就可以轻而易举的上升到系统层面，并且就该片而言，也可拯救其后半部分于松弛之中。只不过黑泽清选择了更为激进的方式，直接将整全的家庭视点拆解为三份，并逐个清理回收，最终达成一统。
上述“俗套办法”，行动有效之关键在于：可以唤起中产阶级深刻而切中主体的危机意识。“中产阶级的文化性”即代表一种阶级身份的自我确立，中产者想要维持、无产者想要追求的终极叙事。当然，这样的文化行为可能不能由陷入到生产关系的漩涡中不能自拔的父母一代完成，于是子女扛起阶级想象大旗，父母则负责拼了老命输血。两代人间由经济地位上的中产阶级，转变为文化上高度自觉的圆整的、带有“审慎魅力”的中产阶级。
这就恰切了阿尔都塞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词理解的改写：“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而阿氏将作为一种“表述”的意识形态与作为一种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看作独立的“物质力量”。在影片中，这种“物质力量”显而易见——“学钢琴的强烈愿望”。
因此即便严酷的父亲在最初并不支持儿子的钢琴梦，可到演奏考试成功结束时，他仍然乐意为儿子的行为鼓励祝福。因为此时真正的中产阶级身份、逍遥的文化所有权，再次回归到了这个家庭。
黑泽清的处理难言成功，但却坚决地贯彻了价值输出的导演责任。宁愿付出将叙事扭出正轨，依赖高度巧合性和外在偶发事件推动导致的黑色幽默感对严肃文本产生颠覆的代价，也要将本片不构成批判的批判引导回对新自由主义常态的容忍，和对未来可能性的期待。实际上那个脆弱的中产阶级社会及其次生文化表述，并不能消化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样“阳光明媚打在小泉今日子脸上”的微弱指望，也只能是画饼充饥了。
况且，在影片如此失衡的布局之下，这一层中产阶级社会自所与的信任感能否准确传达给观众，都是难以认证的。但仍要指出的是，片中黑泽对于日本当时状况的诸多思考（美军控制、全球战争、文化失序、离婚问题）都似有似无的表露出其民族主义者的一面，及对美国霸权的审视。由此，其作品中可能的对于帝国主义的穿透，是否能完全不受其固有的中产阶级假想的制约而完全释放出来，我想可能得回到他最为擅长的惊悚类型中去发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