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阳光已经有些燠热，她有几分胖，很怕热，便拉上了暗绿色的窗帘。屋内立刻有了一种隐蔽和诡秘的气氛，像戴着墨镜走在街上，既感到几分从容又不由生出几分邪恶。”——《动物凶猛》
王朔的《动物凶猛》当然不只是一部单纯的青春爱情小说，就像在这部小说中提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的爱情一样，都是在革命的宏大时代主题下的“小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70年代的中国背景知识有充分的了解，那么也就容易把这部王朔最得意的作品再一次低估为一部“戏谑”的流氓作品。
70年代的中国，运动尚未结束。在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我们看到北京大街上少有行人，彼时所有成年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响应革命。在《动物凶猛》中，王朔记录了一次“我”参与群众游行的经历，可那时只有15岁的“我”只觉得乏味疲倦。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的父亲母亲们都在单位里忙碌，而无暇照顾“我们”这些少年。
在70年代，中国还处在一种盛大的集体主义热潮之中，所有人都觉得可以施展拳脚。以马小军为代表的少年自发地“有样学样”组织成立了自己的“红小兵”帮派，但是他们的“革命行动”也不过就是翘课、看电影、谈恋爱、斗殴……这实际上真切地反映了六七十年代的青少年真实的心理状态。他们身为高干家庭或军人的子弟，天然地具有一种宏大的时代理想，想象着有一天中苏开战自己可以英勇地奔赴前线、赢得荣誉。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真正参透处于大大小小各种运动中狂热中国的运行逻辑，于是他们只学习到了打架、拍人，这是他们通过自身的叛逆来响应时代变革的形象表达。在《动物凶猛》中，“我”拿起板砖向着自己的同学疯狂砸去而不觉羞愧，“我”也饱受懵懂情欲的折磨而自我反思，“我”时而刚强勇猛，时而惆怅悲伤，这样复杂难解的无奈心情被王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其实反映了彼时人们对于家国命运的惶惑与焦虑，试想一个15岁的少年看到满街的红旗和标语、听到广播中日复一日的宏大主题，他是何种感受？
在小说和电影中，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时代的担忧被形象地表达为“我”对爱情的不解。一方面，“我”想要替她做些什么、来彰显自己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我”又过于年轻、缺乏经验而无法讨得她的欢心。（这里的“她”可指代女性也可指代祖国。）在屡屡碰壁后，“我”决定使用暴力，但最终的结果依然并不如意。王朔通过对少年追逐爱情的细致描写，传神地表现出了那个时代中年轻人对崇高理想追求而不得的失落情绪，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义。因此与其说王朔姜文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类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青春序曲，毋宁说他们在这个爱情故事中投注了更多的时代课题和历史忧思。他们仿佛以一种轻松戏谑的语调来讲述一番迷离的爱情，又好像在每一个细节之处都留下了对于崇高的集体主义狂潮的反思与批判。
如果我们用《布达佩斯大酒店》和《颐和园》来对比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就能突然发现原来在表层故事的水面之下，有着更为宏大的时代主题与历史事件；如果我们用王小波《黄金时代》、韩寒《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村上龙《近似于透明的蓝》来对比王朔的《动物凶猛》，我们又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情爱故事的背后，是鲜明的政治议题与时代批判。在那些如“动物”般情欲饱满的少年形象背后，我们仿佛隐约嗅到的是“国家凶猛”乃至“时代凶猛”，我们看到的是飘渺的爱情与令人迷惑的时代，我们体会到的是一小撮人的忧伤、自我怀疑和那一整代人宏伟理想的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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