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网飞的谍战动作剧《暗黑情报员》第三季上线。2023年这部剧集的第一季成为了现象级的成功，当时的首周播放量达 2060 万次。在上线一个月内，它成为了 Netflix 历史上播放量最高的英语剧集第 6 名。目前它仍稳居 Netflix “历史总榜单”前15名，总观看时长超过 8 亿小时，它也是该榜单中唯一的谍战动作剧。

该剧的主人公叫做彼得萨瑟兰，萨瑟兰这个生僻的姓氏是编剧的一个小彩蛋，致敬二十年前同样是现象级谍战动作剧《反恐24小时》中主角杰克鲍尔的扮演者基弗萨瑟兰，也暗示了两者之间的传承。然而网飞的流量驱动剧情并不是简单的复制，看似相同的两部电视剧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也反映了二十年间美国民众情绪的变化。

说到《24小时》也是一部神剧，在其巅峰时的第四季和第五季（2005年-2006年），每周在福克斯电视台播放一集时单集观众数常常突破 1300-1500 万，在那个流媒体尚未诞生的年代，这意味着全美有超过 10% 的家庭在特定时段锁定福克斯电视台。

乍一看，《暗夜情报员》的剧情要素和《24小时》高度类似：往往是美国内部某些团体或派系出于各种目的，无意或有意地制造对于美国人民的袭击事件，大无畏的主角在极少数真朋友的帮助下最终粉碎了阴谋，但在这个过程中主角的搭档、上司、甚至是剧中的美国总统角色本人都有可能突然脱下伪装转为反派，带来层层的的情节反转。但本质上，两个剧中的主角的个人理念南辕北辙。

《24小时》中的杰克鲍尔和《暗夜情报员》中的主角彼得萨瑟兰，都是中低级的执行层面特工，他们最终屡屡戳破高层阴谋，也反映了美国大众一以贯之地着迷于“打破规则的人”，美国人民从来不相信美国官僚体制能解决紧急危机，必须由一个不守规矩的英雄来“清场”。然而两者的相同点至此而已。

杰克鲍尔的核心标签是“只要目的是正义的，可以不择手段”，因此对于他来说，刑讯逼供是家常便饭，如果能救更多人让少数人成为代价也毫无心理压力。原因在于《24小时》诞生于 9/11 袭击事件前后，美国社会处于极度恐惧中，为了安全，美国大众愿意默许甚至赞美酷刑逼供。当时意大利裔的哲学家阿甘本的“例外状态”理论成为政治学界主流，即在特殊政治情境下法律可以被合法的悬置，主权者可以绕过程序直接行使权力，甚至生命也不再受法律保护。在这个层面上，杰克鲍尔是作为当时美国民众不能明宣于口的情绪的载体。

而《暗夜情报员》的主角彼得则完全是一个正直得甚至有些天真的人设，他的父亲作为上一代特工背负叛国的罪名死去（当然最后的真相并不那么简单），他自己也因此一直想证明自己有着不妥协的道德洁癖。他坚持程序的正义，坚持寻找真实的证据。他认为如果为了抓捕坏人而使用坏人的手段，那么自己和坏人在本质上就没有区别了。因此剧情的主要矛盾挣扎不再是“我要不要打死这个恐怖分子”，而是比如“我要不要泄露国家机密来阻止一场被操纵的选举”。这也是处于后斯诺登时代的美国民众情绪焦点的变化，他们不再害怕，却更加不满，希望信息透明，更有对于程序正义和绝对道德底线的尊重。这个层面上，彼得的行为准则更加符合当代的审美，正如100年前的名著小说《乱世佳人》在今天可能反而被指责为种族主义一样。

于是，杰克鲍尔的核心使命是不择手段的生存——阻止炸弹爆炸，让美国活过今天。而彼得萨瑟兰的核心使命是不可妥协的真相——揭露被掩盖的谎言，让美国看清镜子里的自己。

《24小时》乃至“例外状态”理论的逻辑源头来自于“功利主义”哲学，功利主义的核心由杰里米·边沁奠定，其核心信条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它将道德简化为一种成本效益分析。剧中经常出现典型的“电车难题”，比如恐怖分子安放了炸弹，一小时后爆炸，将杀死很多人，而唯一的获知手段是严刑拷打嫌疑人（甚至其无辜的家人）。杰克鲍尔的选择： 一人的痛苦 < 多人的生命。在这种逻辑下，酷刑不仅是被允许的，甚至被视为一种“道德义务”。

而在《暗夜情报员》中，彼得的对于程序正义的底线是是典型的“康德主义”：康德的著名人性公式就是“永远要把人当作目的，而绝不仅仅是手段”，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应当被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都无法计算，这就是纯粹的理性，而“道德不应该取决于结果，道德必须源于纯粹的理性”。康德甚至称其为“绝对命令”。

因此相隔二十年的两部美国谍战剧的核心逻辑区别就是：

《24小时》的边沁功利主义信条是“只要救的人多，干什么都行”。

而《暗夜情报员》的康德式绝对命令则是“无论救多少人，有些事绝对不能干”。

这两种逻辑不能简单的说谁对谁错，但每个人内心深处只能选择一种，也许每个时代也只能选择一种。

不过，这种不计结果坚持过程的康德主义让人想到了两千多年前我国古代的一位哲学家。

“一个好的意志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它所达到的效果或成就。”康德曾经写道。它本身就是好的，而无论它是否盛行。“即使这一意志完全没有力量实现它的目的，即使它付出了最大努力却仍然一事无成……它也仍然像一颗珠宝一样因其自身的缘故而熠熠发光，就像那些本身就拥有完整价值的事物一样。”

以上冗长的一段话可以用我们熟知的八个字来翻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论语》中用来形容孔子的。孔子本人也是坚持真实的道德，追求结果，但不为追求结果而改变过程中的道德。

现实主义的常识似乎告诉我们这是行不通的。马基雅维利直言“一个在所有事上都想保持正直的人，在那些不正直的人中间注定会灭亡。”彼得萨瑟兰这样的康德（孔子）式的英雄是透明的。他遵循普遍法律，不撒谎、不越权。他们的对手利用的是不对称信息和不对等底线。当彼得还在考虑“取证是否合法”时，反派可能已经通过修改法律等手段让他的取证变得非法。因此《暗夜情报员》的情节设计充满了各种机械降神让主角赢，比如“意外的盟友”（反派女儿爱上我）和“技术降维打击”（某种黑客技术）。在现实中，这种“偶然性”的可能极低。现实中的“彼得”们往往成了吹哨人，他们的结局通常是流亡或被消磨，而非大团圆结局式的凯旋。

然而，康德式的“绝对命令”有一种长期的“降维打击”，如果所有人都像杰克鲍尔一样为了“大局”破坏规则，社会将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彼得的坚持虽然艰难，但他保护了“道德的信用”，因此他的胜利不是物理上的消灭，而是合法性的重塑。在我们此前的两篇文章中（一位当面痛骂汉武帝的INTJ直臣何以善终？一个西汉家族的阶级跃升）就比较了西汉时期两位名臣汲黯和张汤的道德选择和结果，这也是比边沁和康德晚一代的哲学家密尔对两者分歧的答案：也许从长期维度来看，坚持道德和过程正义即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也是有利的。

如是，美国民众在不经意间转向了康德，他们和孔子的距离，中美文化的距离，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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