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的作者性体现在本片与导演前作《荒蛮故事》一致的对于：社会的恶与“人性的报仇”、人对系统的改变的无能以及系统对人的重塑（压迫、扭曲）的反抗，的表达。

片中直接呈现在银幕上的屠宰场元素则（间接的）传达和提出了对于人类（过度）屠宰动物的合法性的质疑（以及其背后的恶）—我们应该视为理所当然的吗？同时也达成了某种人类与动物处境的共通性。

人物（“主角”&“反派”）在经历了创伤后 内心积攒的仇恨和压抑需要以某种方式释放，其中前者选择了向内的—释放给自己，而后者选择了向外的—释放给他人。而影片对于“主角”的创伤的处理是模棱两可未明说的，而对于“反派”的处理则是将其创伤归结于了生理性的且具有偶然性的原因，由此影片便丧失了其对于主题的表达的力度。

在看透系统后是选择反抗并毁灭还是接受并利用是其二者的又一项不同。而“主角”似乎（或者说理应）成为胜利者，但事实上影片结尾在其“接受并利用”这个系统后的“抓住他 然后回归正常生活”（随之而来的是迅速的影片谢幕）的获胜感是如此的无力甚至具有欺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