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隆对墨西哥六七十年代的暴力记忆，和原住民-白人雇主之间矛盾的处理是非常巧妙的，最常见的批评可能是认为——卡隆作为一个在白人中产家庭长大的孩子，选取了亲密关系的失败作为叙事的主线，以此构造原住民佣人和白人雇主之间共同的女性经验，68年的事件只是作为制造混乱的背景，在暴力之外仿佛佣人和雇主达成了某种和解。但这种过家家式的解读完全错失了重点，重点在于在抽离甚至有些冷峻的镜头调度中，原住民佣人克里奥（Cleo）从来没有真正融入过墨西哥社会，就像她的名字可里奥一样——她无论在生计状态还是女性经验上，都处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在社会运动中也没有一个归属的位置，在被曾经的爱人枪口相向后，她诞下了一个死婴，这或许象征着68年运动的流产，但更是她身份认同的失败， 她无法将自己的经验用某种形式言说出来，这也就是可里奥尔化（creolization），就像她在雇主家中说话时，环境中总是有嘈杂的收音机声，在大街上漫步时，也只是有路上行人的细碎的交谈，甚至到最后海浪中的长镜头，镜头也是一贯的疏离，最后克里奥救出孩子和雇主一家在沙滩上拥抱时，克里奥反而发出了对自己境遇的控诉：“我不想要那个孩子的”！雇主此时的安慰：“我们没事”却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家庭共同体的构建在此时最终失败了，克里奥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经验与雇主一家通约，她始终无法直接言说自己的经验，就像她的名字一样，这种身份的缺席和失语，难道不是对于墨西哥社会裂隙克制的表达吗？一切均质的身份认同都消失了，就像在美韩教官的教导下，学习东亚棍法镇压学生的原住民青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