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塔伦蒂诺，可以说是当今影坛最具有风格和个人特色的导演之一。而在论及他的创作手法和美学风格，莫过于其电影中“暴力美学”这一要素。而《杀死比尔》相较昆汀其他电影（例如，《落水狗》《低俗小说》，包括昆汀只是参与编剧的《天生杀人狂》等）的特别之处，在于影片中实施暴力的影像主体，几乎全都集中在女杀手这类银幕形象之上。
所以这部电影的解读，除了后现代、叙事风格、黑色幽默、戏谑、反讽、荒诞等关键词的之外，是可以被重新语境化的，至少将其从审美议题带入性别视阈。因此，昆汀的《杀死比尔》为考察女杀手形象的银幕构建，提供了集中而丰富的文本土壤。在此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暴力美学”这一电影术语是如何将女性形象客体化，同时利用镜头调度与影像机制来对物化后的女性身体进行凝视与消费。
《杀死比尔》本质上揭示了一种为了满足视觉快感的原始欲望。那“暴力美学”的电影风格就是其最直接的产物，进一步形成终极恋物。所谓“恋物”是指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凝视、迷恋、消费。电影借由“暴力美学”风格的镜头调度，引诱观众以恋物的观看方式，在隐喻上占有被色情编码后的女杀手形象。
《杀死比尔》这部电影的叙事主线极为简单，一位原本在杀手组织中代号为“黑曼巴”的新娘，在其婚礼上遭到组织的暗杀。她在四年后苏醒过来，开始一路调查寻仇。她也接受了极为严格的武术训练，挥着两把武士刀将当年参与婚礼暗杀的几位女杀手逐一杀死，同时也更加接近这一起复仇事件的幕后，那个名为“比尔”的男人。
整个复仇故事的叙事其实具有缺憾的，一个围绕复仇而展开的主线被昆汀用各类风格化的镜头肢解，揉杂了动画分镜、黑白慢镜头、经典的警报声配合镜头闪回等一系列堪称花哨的剪辑技术，来将电影在最大程度上风格化。可以说，在《杀死比尔》中，电影叙事被放置于不太重要的地位，风格之上的“暴力美学”借助形式而占据主导。
这也导致影片主角，有关复仇主题背后的人物弧光和逻辑动机在电影叙事学层面变得非常疲软。整部电影像是在电子游戏里一般，唯一重要的叙事就是让女杀手“新娘”不断升级打怪，遇到更多更强的女杀手，承接一场又一场华丽的暴力镜头来满足视觉效果与刺激观众。一路的打斗与寻仇，在影片的最后找到游戏的终极Boss“比尔”的线索——在这里才堪堪点题，所谓的“杀死比尔”。此外，我们几乎不能在该电影中找到任何叙事上的雕琢。
可以说，由特写构建的“暴力美学“化的女性身体，就是影片的全部内容；而影片中的诸多风格各异的女杀手，就是观看的直接承受者。她们是凝视的收束者，一切目光从片场导演的摄影机开始，直到电影院银幕外的观众，一切的观看最终都聚焦在影片中的女杀手身上。
还有一组镜头可以说明影片内部女杀手的银幕形象，本质上都只是恋物符号的堆砌。例如，“黑曼巴”新娘的李小龙的紧身服、组织里独眼杀手的纯白护士制服、石井艳充满东瀛想象的日本和服、流星锤少女的日本女高制服——这些武打服、护士服、和服、校服的选择，并不仅仅只是出于审美考量。女杀手们都被安排穿着，承受观看，迎合并意指着男性的欲望。
就以和服为例，电影中除了刘玉玲扮演的女杀手穿着以外，昆汀也安排了女主角“新娘”穿着纯白和服接受武士刀的镜头。在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中，强调东方式的美来自于某种遮蔽下的阴翳。对于日本和服的审美而言，层层叠叠，华美繁复的和服将女体不断加以遮蔽，通过阻断凝视的方式来烘托女体的高雅、高贵。
一种节制，克制，适当的压抑来最大程度的调动想象，故而正因为“禁色”才显得“情色”。而最终将华美繁复的剥开，我们终于看到女体的呈现时，这一过程之中的情趣才是“禁”到“色”的美，官能从压抑中解脱而叹谓美的终极在场。而电影着重穿插诸多身着日式和服的女杀手镜头，是一种对于压抑和禁忌的感官调动。电影中和服的最终曝露，是通过砍削掉石井艳一片颅顶而达到某种暴力与恋物的协同高潮。
而电影中的女杀手身着紧身武打服、护士服、高中制服之类的安排，也显得饶有意味了。这一切并非服装符号本身具有色情意味，而是恋物化的观看癖，塑造着对象的身体之美，将之转变为自身即可满足的某物。决定性的男性凝视把它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性形体上。女性同时被观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着装为了强烈的视觉和色情冲击而被编码，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具有被观看性的内涵。
昆汀的“暴力美学”，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刻骨的男性凝视，气球一样满屏乱飞的人体断肢，高压水枪一般四处飞溅的猩红血迹。各种正打、反打、特写镜头，全都集中在女杀手的身体上，宛如步步紧逼的性交。他们唯一的性满足，从主动的控制性的意义上说，只能来自于观看一个被对象化的他者。而这种追求视觉快感与官能刺激的观看路径，最终只能导向对银幕形象的终极恋物。
女性身体的被消费，女性杀手被物品化为美艳而锋利的武器，依旧没有主体，只是欲望的客体。那么“暴力美学”范畴下构建的女杀手银幕形象，她在影片中的一切施暴都只为了视觉快感而存在，而该题材下的女性暴力叙事，就只能沦为一种对于影像风格的投诚，和对于商业机制的合谋。
昆汀在《杀死比尔》中所缔造的“暴力美学”，像是吗啡合成的人造糖精，借助电影工业一起生产甜得发腻的冰淇淋，风卷残云吸食完，腹内依旧空空如也。对于女杀手银幕形象的“消费”一旦完成，欲望也被明码交换，女性的主体早就被糖精腐蚀，那么女性暴力题材就是商业噱头，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
劳拉·穆尔维在《观影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一文中认为：“利用作为控制时间维度的电影（剪辑、叙事）和作为控制空间维度的电影（距离的变化、剪辑）之间的张力，电影的编码创造出一种凝视、一个世界和一种客体，因而制造出一种按欲望度量剪裁的幻觉。正是必须打破这些电影编码及其与格式化的外部结构的关系，才能对主流电影和它所提供的快感提出挑战。”
《杀死比尔》通过其镜头的调度和运用，以及对影片中女杀手造型符号的迷恋，其中内部潜藏的色情快感与恋物观看便慢慢浮出。但观众毕竟是可以具备超越性的主体，本文对于《杀死比尔》这部电影内部有关女杀手形象建构，到“暴力美学”内涵中所蕴藏的视觉快感需求，再进一步勾勒出该观看脉络内部的恋物情结。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对于快感或美进行分析，实质上就等于毁掉它”——而这恰恰也正是本文的意图。我们期待能够解构这种以女杀手为银幕上施暴主体，“暴力美学”为主要视觉风格的电影内部所蕴含的恋物快感，同时试图呼吁一种来自观者的超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