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李滄東的鏡頭與故事總是冷感的，一如作家李滄東的筆鋒，淩厲、直白，如銳利的手術鋒刃，殘忍地将現實剖開。
“故事就是在毫無預警的，奇怪的地方找到了我們.”
尋常的城市角落，尋常的一日，尋常的事與人。李滄東善于将人與人的關系、社會現實與階級問題掩藏于日常生活最細微的事件中。無論《綠洲》、《薄荷糖》或是《燃燒》中的鐘秀與惠美，均是契合“小人物”的特質的男女主角，他們因毫無預警的因緣相遇。“工廠的薄荷糖”“折枝的花束”“酬賓的獎品手表”，不起眼的物件卻成為了男女主之間密切且珍貴的聯系，像是一種恩賜，也是魔咒，超越物質本身，将二人連結。
“異化是一種人性的悲劇。”
哲學家、詩人、教育家、作者用他們的筆與文字，記錄着，叫喊着，以驅趕資本這隻惡獸。但現實總是不幸，我們所熟悉的事物，熟悉的人，乃至自我在日複一日的求生之中迫卷入環境、社會結構，階級帶來的異化與扭曲。必須認知且承認的一點，即異化，無時無刻不在發生。李滄東設置鐘秀、惠美和Ben三位主角，三者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截然不同的身份，截然不同的财富與地位，卻是無差别的Soul Hunger，他們所渴求的“對象”或許疏途，但之于“意義”的探求卻使三人同歸。而此種“同質”屬性，通過鏡頭傳遞而來的，即是如鬼魅般伴随整個觀影過程的，近乎虛無的“疏離感”與将其具象呈現的，複雜而空洞的文字遊戲———暗喻。
以不尋常的，古怪的，引線般的意向貫穿場景設計，構圖、色彩等畫面構成元素中，營造出仿徨不安、令人難耐，充斥着不和諧與割裂感的矛盾圖像。灰黃調下，并不熱鬧的折扣商店門口惠美豔麗紮眼的玫紅短裙；搖曳光斑中，不起眼角落淡色調的共食；狹窄、逼仄的小屋，粉色床單上轉瞬的光照；坡州沉郁的藍綠色鄉野與獨夜，雜亂無章卻少了生氣的舊屋，騷擾的電話鈴聲喋喋不休，深陷老舊沙發中的鐘秀仿佛流浪的過客；嚴肅的法庭占據着暖色調，橙黃色的旁聽區隻有深灰色的鐘秀列席；幽暗包房中，燭火跳動，雖說玩樂滿座皆晚宴似隆重，惠美的粉色碎花短衫在節奏聲中輕盈搖曳着，“疏離”之于鐘秀與惠美的體現，在于其自身身份的邊緣性。此種不确定的徘徊，即是底部掙紮者對向往世界，與社會現實無法跨越的階級差距。明媚的豪華公寓，無所事事的生活，包容的談吐與虛僞的友善，看似相融的特質，實則房間内扭曲怪異的藝術品與衛生間中不應存在的化妝箱；塞得滿當的冰箱僞造出熱烈的氛圍，燃燒的爐竈沸騰的卻非生活氣息，Ben的“疏離”在于其不恰當的刻意。資本、金錢、一切普世之中“有價值“的堆徹填不滿内心的狂熱與饑餓。他早已洞徹生命的本質即”無意義”，早為虛無洞穿的魂靈更無法得到救贖。燃燒草葉熏嗆的迷煙飄散在坡州澄明的空氣中，樹木随晚風搖曳，蕩蕩着是破廢倉屋的空響，那些饑餓的靈魂一時沉醉，又一時蘇醒。
“忘掉這裡沒有橘子就行了”。
自欺欺人的疏離者惠美，失去故居，漂泊孤獨的她卡債纏身，她在虛空中表演出“擁有”與“存在”的默劇。“卡債纏身，不曾擁有的她在默劇表演中虛構出“物質”的存在。她之于鐘秀的情感或是愛，或是對于存在的某種證明，但置于現實與選擇前，作為為生存掙紮的流浪者，面包永遠先于愛情。
“媽媽離開家那天，我把她衣服燒了，是爸爸吩咐的”。
憤怒的疏離者鐘秀，居住在邊界，耳邊聽到的總是朝鮮的對南廣播。父親的固執與暴戾影響與摧毀的生活讓他習慣于寡言，習慣于麻木。心不在焉的情事，堆積結塊的牛糞，枯幹的田地，被留下的牛犢，不相熟的鄰居，代筆的和解書，以及無法實現的作家的夢想扭結成一直被壓抑、克制、乃至回避的需求。不斷流逝的意義是他無法抓住的失去，直到一無所有，憤怒方才點燃他僅剩的愛慕。
“沒有眼淚這個證據，就無法證明是否是悲傷的情緒了”。
結網的疏離者Ben，以玩樂為職業的”偉大的蓋茨比”，他居于上位者的身份，接納并審視着“燃燒的事實”。Ben即是故事的開始亦是終結，他以謊言、毀滅、欲望、存在、不存在編造出将世界包裹的纏網，目的卻是尋求虛無生命注定的終結。
暗喻是“疏離”的謎題，也是“疏離”的謎底。薛定谔的boil，不存在的井，作為祭品的意大利面，夕陽下夢幻般的great hunger之舞，赤裸坦誠的軀體，彈奏着毀滅的欲望的貝斯，自然的道德，無解的困境、消失無蹤的惠美，完好無損的塑料棚，對于生的渴求皆源于自我與意識中不為人知曉的那些珍貴記憶與情感。
卑微者依舊無力，虛無仍不可驅散。冰天雪地中，鐘秀赤身裸體，憤怒脫去枷鎖，跨越意義與觀念的界限，他走向他破舊的皮卡，駛向不可知的未來，身後，生與死之意在馬達的共鳴聲中點燃那一場最盛大的燃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