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有一種樹，根有兩副：一副紮進泥土，一副垂自天空。氣根從天而降，落地便成了支柱。它叫榕樹，也叫千根樹。倘若你要為它畫一張FamilyTree，萬千條根縱橫交錯，怕是一輩子也理不清頭緒。

雪美蓮也沒能看完父母留下的數十本日記和堆積如山的家庭影像。不是不能，是不必，她還有自己的人生要過。但她給自己取的名字，倒頗有幾分榕樹的意趣：雪從天上來，蓮從泥裡生。天上地下，自成一派。我們每個人，不正是被無數條看不見的根系喂養而成的嗎？那些根有些來自故土，有些來自他鄉，有些來自父母編織的故事，有些來自自己後來的行走。我們無暇一一刨根問底，我們要的，是帶着所有根須，自由地望向未來。

「我們帶着種種奇怪的東西前行。我們帶着白天來到黑夜，帶着東方來到西方，帶着自己來到他人。」

——也斯

雪美蓮首先是一位剪輯師，剪輯師的眼睛，對真假有着職業性的敏感。她不喜歡父親拍下的那些家庭錄像：彩排過的微笑，剪輯過的團圓，僞裝過的幸福。于是她拿起影像的剪刀，以一種近乎睥睨的姿态，剪碎了父親精心編織的謊言。她替母親奪回叙事權，語氣裡帶着怒其不争的急切，心底卻是痛惜。痛惜一個女人被家庭裹挾，将滿腹文學才華慢慢消磨殆盡。而今天，她自己又以文學的姿态，重述了這部家族史。

她姓陳，陳是陳舊，是陳述，也是展示。可映後她說，最難的是暴露自己，于是便有了這部隐迹之書。我常在一些紀錄片的過度袒露中感到不安，仿佛自己正在參與一場影像的暴力。後來我想，叙事權不一定非要攤開黑暗，它同樣包含隐藏的權利。根在天上，根在地下，盤根錯節也好，錯綜複雜也好，重要的是，這些根能不能滋養你，能不能讓你長成自己。紀錄片不一定要回答問題，帶來更多問題，本身也是答案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幾乎是一場家族史叙事的革命。

她的旁白尤其有意思：說到中國人，就用國語；說到法國人，就用法語；說到香港人，就說粵語；說到英國人，就說英語。這不是技巧，是一種高度包容他人、也極度忠于自己的叙事姿态。她說自己失去了用母語書寫的能力，但生命用另一種語言補償了她——電影語言。她是一個在語言上自由、在身份上自由、在叙事上也自由的人。她對Stephen這個姓氏的回歸，從來不是執念，隻是緣分的小插曲。

尋根未必是血緣主義，有時候認親不需要那麼多DNA測試和一沓沓契約文書。你隻要看着南京的五叔和父親那張一模一樣的臉，再看他們如出一轍的端攝影機的姿勢，一切盡在不言中。有時候，天上的根（臉龐），比地上的根更容易辨認。

看的時候，我想起另一部紀錄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國幸存者》。那個時代的中國人，為了活命，為了工作，不得不一次次換掉自己的名字。身份也好，名字也好，國籍也好，說到底隻是一種生存策略。雪美蓮的父母四手聯彈，編造了一個關于澳洲原住民與華人血脈的家族神話，在那個勢利動亂的年代，同樣是一種生存策略。

但雪美蓮不需要家族神話，作為一個國際女性電影人，她本身就是一個神話。她說，自己借他人的故事（剪輯别人的電影），來舒展自己的神話。她也坦承，Mary Stephen這個名字在國外工作時确實更容易一些，更少歧視，就像我們工作時用英文名一樣，上網的時候用網名，這不是背叛，隻是一種關系邊界。

榕樹的生存策略是：上面的根垂下來，紮進土裡變成地下的根。終有一天，你分不清到底是哪一條根造就了今天的你，但你已不在乎了，重要的是你本身。生命的過程不在于尋根，而在于參與——真正地、親身地去經曆。

根在天上，根在地下，哪一條都算數，哪一條都不算全部。

這才是真正的“重寫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