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面》是一部極端形式主義的乃至具有先鋒性與實驗性的電影，伯格曼在采訪中說道《假面》就像音樂，“無關看懂與否，而應感性地體驗”。
電影開頭是一連串割裂的、詭異的意識流剪切片段，你很難具體地去分析這些它們，隻能感受其中所傳達出的那種模糊而強烈的情感，關于生死，關于疼痛，以及驚悚畫面所帶來的一種怪誕美的視覺沖擊。随後故事的兩位女主人公出場，她們面容相似而性格對立，護士阿爾瑪情感激昂、傾訴欲強烈，病人伊麗莎白則冷靜而沉默。伊麗莎白厭倦了人們在生活中無時無刻需要帶上面具扮演一個個虛僞的角色，語言是聯結人類主體感受與客體認識之橋梁，然傾訴與傾聽之間不是一種直接轉達，而是經過了語言的修飾與僞裝，人與人之間于是出現隔閡，理解和感同身受變得困難，為了區分幻夢與現實，摒棄虛假觸碰真實，伊麗莎白選擇了失語，拒絕表達，隻是觀察世界，研究他人。這便可以引出電影想要探讨的主題：什麼是真實？人們會在什麼時候言說真實？也許沉默是真實唯一存在形式，但從外向内去看沉默是否又成為了一種封閉式的假面，一種精神層面的僞裝？或許人們隻能作為一座座孤島，其間的關系疏離而扭曲？電影利用打光、構圖與調度一次次強調兩位主角間的分離與重疊，互為鏡像而倒映。二人關系似乎在不斷變化，從最開始的護士與病人，變成傾訴者與聆聽者，再變為審判者與自省者，最後幾近相融，難分你我。外訴與内省是她們對于接近真我的渴望，但精神分析的結果是陷入更深的混沌，無力達到客觀的認知與把握......
我面對《假面》也幾乎成為失語者，理解的終極是無法理解，隻是去感受這種真實的假和虛假的真。
ps伊麗莎白對于孩子的情感或許體現了導演自身的俄耳浦斯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