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寫了一篇正經影評，列出了一些疑問，但想想又删掉了。
因為我想，導演又不是上海人，沒有義務對方言做振本清源的工作，所以頻頻洋泾浜也不覺得尴尬，無所謂的；
因為我想，這就是部商業喜劇，放了點文藝梗佐料，沒有義務去理解住在五原路獨棟老洋房的人和路邊修鞋匠之間的階級差異決定他們不可能這樣對話，盡管這兩人已經觸及整個上海移民史及背後更大的社會結構演變，是一條幽深的峽谷，但既然導演選擇輕輕掠過，那也無所謂的；
因為我想，雖然它打着女性主義賣點其實烘托了清純可愛的中年男性，高光時刻全部在上隻角的精緻從容的男人身上，但反正觀衆就圖一樂，聽聽噱頭和金句，自以為自己被取悅，也無所謂的；
因為我想，導演也不是社會學者，所以三個女人就算一個文藝腔，一個十三點，一個出軌妻，都能牙尖嘴利一起嘲諷男人，用這種浮誇和臉譜化的形象塑造所謂的新女性，也無所謂的；
因為我想，導演不過三十歲，她對人生悲劇的理解或許也就是突發地死去一個朋友，而男女之間的猶疑暧昧，世情的荒誕，可以用文藝機靈的段子包裝得看不出一絲傷痛…倒也無所謂。
但是，抛開電影，我還是會想，上海究竟應該怎樣書寫呢？對這一點，我還是有所謂。但隻是對自己，不對别人。
今日上海人口兩千多萬，面積6340平方公裡。而在方圓不足兩公裡的上隻角，在上隻角能繼承獨棟房子的人，或者八十年代就能自費出國結果沒有黑在那裡還回來的人，大約占了多少？手頭沒有數據，但是估計像大熊貓一樣稀少。那這隻大熊貓背後的社會信息是什麼？如果我要寫這麼一隻熊貓，勢必做足功課，找到必須寫他的原因，而不是直接拿過來就用。因為“特色”與“典型”，是不能搞混的。
就好比，雖然熊貓是四川的特色，但四川馬路上是看不到熊貓的，熊貓的喜怒哀樂，也和四川人無關。寫熊貓，你足夠的理由是什麼？如果不是個案研究，而自欺欺人地說它就代表四川人，那麼這就是在隔離和扭曲一個城市的真相。
生活經驗告訴我，長期住在上隻角的外地人，常常比上海人還看重區域鄙視鍊。因為社會差異化滿足了急于改變命運的這批人的優越感和虛榮心。人人都想做那隻被捧起來的熊貓。于是他們眼裡的上海非常清晰和簡單，像三明治一樣分好了層次，商業喜劇隻需要把裡面那一塊最值錢的奶酪挑出來，聲稱這就是上海神話。
因此，上海從來不缺少神話。上海缺少的是真正的典型人物、典型生活。絕大多數老上海人都經曆過時代的重錘，不可能像民國老克勒那樣優雅文藝、會說法語，他們隻舍得吃便宜的仿制西餐，實際上卻不怎麼懂西餐裡的各種門道。他們始終附庸風雅，始終小資，是因為他們在赤貧時代要為全國創造财富，可緻富後又被嘲笑摳門算計。于是他們的不安、憤怒、彷徨和局促，就會自己隐藏起來，很少被看到。上海人的尴尬龃龉甚至比那些縣城裡的農民更少被看到，因為高樓越多，陰影就越深。
但是神話的營銷越來越重要，甚至盤活了相當體量的經濟。于是，屬于上海的那些典型痛苦從某個時刻開始，在文藝作品中被全面地掩蓋、模糊、消解、忽略了。電影觀衆隻想要麻醉和愉悅，創作者也都知道電影最終不過是多方權衡利弊的結果罷了。而導演曾經驕傲的不妥協，原來隻是一場卧薪嘗膽的表演，是為了在電影闖關遊戲中吃掉商業喜劇的一桶桶金币。
呵，扯遠了，我又不需要北電文學系以我為榮，我有什麼必要掼浪頭？
但我終于明白，對城市書寫的停止，不是止于方言的消失，而是止于再也不寫這裡的人真正的痛苦了。《孽債》和《股瘋》都是普通話演的，卻無損于他們的良心。而諸位上海老戲骨在這部電影裡，操着已經有點隔生的滬語，最終隻是給某種上海神話錦上添花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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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位看客：望周知影評和文化批評是不同的東西，此文并非正式影評，這我在一開始就說明了。文章用意也不在于貶低這部電影，它有不錯的電影素質，但是我需要闡發由此引起的個人思考，這是critical writing的正常操作。
引用一段别人更透徹的話：
一種烏托邦式的創作，然而烏托邦的動人之處在于它們往往寄托在烏有之上，或者說不可完成而導緻的悲劇性。但是，片中小團體的存在基礎卻是實打實的，即兩名不讨喜的母親最在意的财富資本（即使是被迫忍受與母親同住的女主也有能力搞定外灘展館。）故事最後的那個底包，那段在片中令人心馳神往，聞者落淚的講述，證明了這并非一種真正的進步書寫：一位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念念不忘與一位極度美麗，并且極度具有名望的歐洲女影星的一夜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