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德羅·阿莫多瓦是最出色的時間旅行者,沒有人比他的電影旅途更加平坦而順滑。《平行母親》的開場鏡頭是攝影師Janis給一個叫Arturo的人拍照,後來。兩人一邊喝酒一邊對話。鏡頭切到下一個場景,我們聽到Arturo在電話裡安排了兩人的下一次約會。鏡頭再次切換到馬德裡,我們看到了Janis的房間裡的白色窗簾像微風中的船帆一樣在空中飄蕩:一個激情洋溢的畫面,給人一種很神秘的感覺,但又清楚地表明兩人正在房間裡做愛。最後,鏡頭切到了醫院裡的Janis,她懷上了Arturo的孩子,馬上就要生了。這部電影開頭隻用了8分鐘就講述了好幾個月的故事。後來,醫院裡的兩個人抱錯了她們的孩子,最後又有一個孩子即将出生。整個故事,還有所有的迷人的鏡頭跳躍,沒有一點點猶豫,看這部電影,就像是在匆忙地漫不經心地翻看一本書。

當Ana進入畫面時,我們就明白了這部電影的片名的意思,Ana也是快要生孩子的孕婦,她和Janis在同一個醫院共享一個房間,随着電影的劇情不斷展開,她們将共享越來越多的東西。Janis快要四十歲了,她的名字取自歌手Janis Joplin(後來,我們在背景音樂中聽到了由Joplin演唱的《Summertime》,她的一生也非常坎坷)。Ana還不到20歲。Janis生下了Cecilia,Aan生下了Anita,盡管兩個孩子的分娩很順利,但在交給她們的母親之前,還是被放在了觀察室。就是在這個時候,阿莫多瓦的那些熟悉情節劇的忠實粉絲,要準備好面對一個劇情轉折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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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接下來發生什麼并不是特别困難,但是我們不得不弄明白,随着劇情發展,影片的重心在哪裡。在醫院,Ana的母親,一個溫柔的女演員Teresa探望了她。一直到現在,她都認為“她是世界上最差勁的母親”,現在,作為外祖母,她同樣是靠不住的。在Lorca的劇本裡,她出演了一個讓她感到很滿意的角色,當她的女兒需要她的時候,她抓住演出的機會,到各地巡演。當看到她盯着相機排練的時候(Ana說她表演得非常過火),我們會好奇這部電影的視線是不是從年輕産婦轉移到了她的身上。主要情節和次要情節不斷變換,考慮到Janis的鮮紅色手機殼,配上同樣顔色的果盤和嬰兒車,作為一個色彩大師,阿莫多瓦竟然把鲱魚處理得比其他任何人的都要紅,這讓人感到意外嗎?(red herrings 紅鲱魚,也指混淆事實,轉移注意力)

對于我們當中那些迷戀佩内洛普·克魯茲的人來說,這部新片有些似曾相識之處,在阿莫多瓦的另一部電影《活色生香》(1997)中,她飾演一個年輕的馬德裡人,在公交車上生下了一個孩子(她的朋友不得不用牙咬斷臍帶),這個角色有種依賴别人的無助感,而《平行母親》中的Janis則是那種能夠經常掌控自己命運的人,考慮到Arturo的負擔,她獨自撫養Cecilia,盡管處境對她很不利,但還是雇傭了Ana擔任保姆。她一邊給她示範怎麼削土豆皮,一邊告訴她:“我會教你怎樣整理屋子和烹饪美食。”對于克魯茲來說,坐在咖啡桌旁邊,從臉上迸發出各種混亂的情緒,然後帶領我們見證一個女人尋找自我的過程,她擁有了它,然後又把它完全丢失了,最後又重新恢複了它,這是一次很低調,但卻又是很冒險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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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令人着迷的地方是這種重獲新生與其說依靠個人的意志力,不如說是依靠對過往的抵達,不僅是Janis自己的過往,還有她的祖先和她的國家的過往。Arturo是法醫人類學家,之前在和他聊天時,Janis問他有沒有可能把她外曾祖父的墓地挖開,他在佛朗哥将軍統治時期被殺害。Janis大概知道墓的位置,她的老一輩的家人知道得更多一點。但是Arturo(差不多快要從電影當中消失了,後來再次出現)可以搜集整理墓地的線索,然後測出Janis所希望的又有些恐懼的被遺棄的死者的位置。如果過去沒有人躺在這裡休息,為什麼還要把它稱為安身之所呢?

在一本2006年出版的采訪的書中,阿莫多瓦談到:二十年前,我對佛朗哥的仇恨甚至讓我忽視了他的存在以及相關的記憶,他好像從來沒有在我的電影中出現過。今天,實際上,我認為我們沒有忘記那段曆史,并且記得那就發生在不久前。

這種個人感覺的變化,折射了大部分西班牙人的态度轉變。1975年,佛朗哥逝世,伴随而來的是《遺忘協議》的制定,或者說是一個關于遺忘的條款,被正式寫入1977年的《大赦法》之中,它被用來洗刷過去罪行的殘餘,以便讓整個國家進入沒有罪惡感的民主過渡期,就像任何心理醫生都會和你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對于一個家庭來說,把骸骨藏在櫥櫃裡是不夠的,如果藏着數萬遺體的櫥櫃突然打開了,那麼這個完整的國家還有希望麼?

2007年,被人熟知的《曆史記憶法》對過去的條款的法律效力構成挑戰,除了其他方面,它對佛朗哥政府提出正式譴責,銘記在那個毀滅時期被處決和被埋葬在“萬人坑”中的人,提供屍體的痕迹和證明(洛爾卡的遺迹至今沒找到),隻有這樣,他們才能被正式地重新安葬。在《平行母親》中,我們了解到Arturo在曆史記憶恢複協會工作,這是一個真實的機構,它的任務就是收集散落的證據,然後挖掘墳墓。Arturo在影片中抱怨政府已經停止資助這個項目,但是令人開心的是,現實比電影更加樂觀,2018年,佩德羅·桑切斯被選為西班牙首相,在他的管理下,這項資助又重新恢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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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多瓦是《沉默正義》(2018)的執行制片人,它是一部關于佛朗哥時期的失蹤受害者的紀錄片,也許,《平行母親》的創作也是源自這部紀錄片。然而在小說中,如果一件可怕的事情越大,越久遠,那麼對它的戲劇性改編就越困難,阿莫多瓦的辦法是瞄準細節——瞄準一個男人,一個慘死的人。Janis回到她出生的小鎮,她了解到她的外曾祖父被人從家裡帶走,然後挖掘自己的墳墓,和所愛之人度過了最後一天,然後在第二天晚上,他被處決并埋在了那裡。現在,他們挖開了一塊土地,發現了一捆遺骸,在一個特寫鏡頭中,我們看到了一隻玻璃眼,上面沾了很多沙塵,清理後剛好可以把它安放在那副頭骨眼部的窟窿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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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其他人又怎樣應對呢?當今西班牙的這兩個單身母親的困難是如何與久遠的恐懼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呢?其中一個答案可能是,《平行母親》是一則個體壓抑,同時也是國家壓迫的寓言。Janis想要知道她的孩子的真實身份,等她發現了真相之後,她立即隐瞞了這件事。盡管她很快地陷入一段感情,并且很難變得冷酷,但她還是利用了文化否認的深淵,形成了她自己的“遺忘協議”,直到良知促使她讓真相重見光明。

一部表現力很強的電影基本都有這樣的特征,那就是在你多次看它的時候會有不同的感受,你會有自己的思考,然後這種思考會不斷發生改變。比如,我第一次看《平行母親》的時候,會覺得看起來很不錯的地方有點敷衍,叙事的銜接也比預想中的阿莫多瓦的電影要更粗糙。Janis在廚房臨時講起了曆史課,她對Ana說:“你是時候知道你生活在哪個國家了”,我看到這一幕的時候感覺很不舒服。但是在看第二遍的時候,我理解了其中的諷刺之處:在道德上,這個年長的女人沒有資格對她的晚輩說教。Ana盡管也是一名母親,但是她仍有兒童般的天真,她可能并不是最聰明的那一類人,然而她對是非觀念有着本能的敏感,在Milena Smit的精彩表演中,你會明白被人冤枉意味着什麼,她的眼睛充滿淚水,她的面孔因痛苦而發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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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漸入黑暗的感覺——在某個時刻,鏡頭浸入了一杯黑咖啡中——還有Alberto Iglesias 的電影配樂,像一篇悲傷的偵探小說,為《平行母親》增色許多。影片既有美好的寬恕,又有殘酷的難以忘懷,最後以一種靜默宏大的情感收尾:我們看到來自Janis那個鎮上的人們沿着鄉村公路走了過來,她們幾乎都是女性,就像是一群安提戈涅,想要看看被挖開的墓地的目的堅定如一。這對Arturo來說并非不敬,阿莫多瓦為我們呈現了非常有力的一幕,那意味着通過法律來追求正義是女人的任務,這就是為什麼影片的最後一個鏡頭給到了長大的Cecilia,故事開始的時候,她剛剛出生,而現在她站在墓地旁邊,低頭看着那些死去的人們,她的生活終于結出了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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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于《紐約客》雜志20220103期

作者丨Anthony Lane 翻譯丨眠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