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開啟以來，冷戰結束，西方陣營不戰而勝。在喜悅的同時，美國也着手重構美國的主導地位，社會秩序以及價值觀。而《末路狂花》像一聲驚雷，震碎了美國自認完備的女權保障的假面。
影片的故事非常簡單，路易斯和塞爾瑪這對閨蜜周末出遊，酒吧小憩之際，塞爾瑪險被強暴，路易斯趕來救她，一槍打死了施暴者，從此兩人走上了逃亡之路。
本片是十分标準的公路片，即呈現一個或一群人在一個時間的曆程之中穿越某一個空間的旅行的電影，片中出現的突如其來的危機，不斷變換的旅伴，沿途的風景等也是公路片的常見元素。這種叙事形态本身有着一個形而下的極為現實主義的形象序列，但是它同時有着一個形而上的主題意義或象征意義存在。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的話，就是一個businessman在趕路，他的直接目的（即形而下）是去某處上班，而他的深層目的（即形而上）則是承擔家庭責任，實現社會價值，尋求他人認可等等。在本片中，形而下的含義自然就是兩個被通緝的女人穿越美國戈壁逃往墨西哥，而形而上的主題卻是一種抗争，是對男權主導的話語體系的抗辯，更是對女性理性匮乏的駁斥。
影片對女性成長的展現具有明顯的象征意義。它對于主題最佳承載者賽爾瑪的刻畫使用了先抑後揚，一開始毫不留情的表現她的頭腦簡單，懦弱無能，但是随着影片文本的逐漸展開，我們發現，那是因為她從未享有自由。而對于另一位主角路易斯則是先揚後抑，一開始她冷靜幹練，但生死存亡之際她卻拒絕選擇最快路線。後我們知道那是因為她在路線的必經之地德州經曆了強暴。這些情節設置在我看來是對西方傳統理論系統的抗辯，因為在西方傳統哲學中，理性匮乏是長期盤旋女性頭頂的幽靈，正因為女性缺乏運用普遍理性把握事物的能力，所以不配在公共領域中享有話語權。而這一切的根源在于男性借助父權制的庇護，牢牢把控着關于理性的話語權，并沒有為女性發展自我理性提供充分的條件與機遇。如片中成年後閃婚的賽爾瑪，一生蜷縮于家庭，不曾有理性訓練的機會，于是她自然不會像長期穿行于社會的男性那麼理智和策略。而路易斯的偏執則是因為她苦痛的經曆，以及事後的不被理解，投訴無門。
在“潛逃款”被偷走之後，賽爾瑪學着牛仔的樣子打劫超市，用搶來的錢繼續逃命。這是我本人最喜歡的一段，高懸的監控視角将本就不高大的賽爾瑪壓縮成了娃娃大小，而“芭比娃娃持械搶劫，一邊搶劫一邊道歉”這一畫面實在喜感滿滿。雖然毫無疑問的加劇了事态的嚴重性，但縱觀影片，持械搶劫這一事件是她們由被動變主動的分界點，事件前，路是狹窄的，視野是局促的，而事件後，視野陡然變得開闊；事件前，她們是悲慘無助的小婦人，而事件後，她們成了橫行霸道的女悍匪。她們學習男人的“搶劫技巧”，換上中性服裝，用珠寶換牛仔帽，以暴制暴，将自己武裝成男人模樣。“拟男”在各國的女性運動過程中都有迹可循，譬如在五四運動之後，女着男裝這一時尚潮流開始被大衆文化所認可，女電影明星、名媛淑女着男裝者越來越多。女性由柔弱變得剛強，由妖豔變得莊重，女性形象拒絕貼合男權的想象，拒絕男權通過服裝對女性身體的塑造與規訓，這是女權意識的重大進步。盡管這在今天看來不甚理性，因為女性主義并不意味着“假小子”，女性主義的崛起并非不尊重兩性差異的性别反對主義。但作為階段性成就，它的時代意義毋庸置疑。
許多人覺得兩位女主角的決絕赴死是不理性的，因為至少有一名男警察願意幫她們，換言之，她們還有一線生機。但其實性侵案取證難度有目共睹，而性侵案難取證，難定罪的底層邏輯仍然在于女性所被定義的理性匮乏，在大衆眼中女人從來沒有被當成一個可以理性溝通的角色，在海洋法系國家中曾經存在隻要女性不反抗至重傷甚至死亡，就無法證明她真的不同意的論斷。就算男警察能為其脫罪，但卻絕不能消解社會對強暴案中女受害者，尤其是對不完美受害者的偏見。
至此，影片完成了前後的閉環，也構成了影片意義的雙螺旋。即作為公路電影，它有形而下的呈現與形而上的主題，而作為時代風口的逆行影片，它表面描述了女性的不理智引發的禍端，而内裡則無不體現着對女性生命經驗的惋惜與同情，以及對于社會女權保障效力的質詢。90年代西方對女性權益已經有了自認充分的保障，即與男性有了同等的受教育權，同等的政治參與權，而本片于此無疑是極大的諷刺，因為許多女性仍深處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