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0年，凱恩斯就預言，在20世紀末，（在英美等國家）人們每周隻需要工作15小時。
随着技術的不斷發展，這個預言到1960年代，依舊被人們信服。
身處于21世紀的我們，當然知道這是個“海市蜃樓”。人們的雙手并沒有因為技術進步有所解放，恰恰相反，技術的集結，産生了越來越多的新型職業。工作，開始變着法的讓我們越來越忙碌，從一周工作40小時，到996，甚至007……
自動化技術的提升，确實大幅減少了生産性工作，在大衛·格雷伯的《毫無意義的工作》裡提及，人們将更多的工作時間都用在了行政領域，比如全新的金融服務和電話銷售等行業，以及空前擴張的公司法、學術與健康、人力資源和公共關系等領域。
“統治階級意識到一件事：如果老百姓生活幸福、工作高效、時間自由，那麼就會埋下巨大的危險種子。”（*比如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工人運動）人民的時間生活不再被工作填滿，他們有更多時間、精力去思考與定義工作的意義。
“我們的社會似乎對才華橫溢的詩人、音樂家沒什麼需求，而對專攻公司法的專業人士有着無窮無盡的需求，這說明了什麼？（答：倘若世界上大部分可支配的财富掌握在 1% 的人手中，那麼我們所說的“市場”反映的不過是這 1% 的人的喜好，而不是其他人的需求。）”
波茲曼1985年在《娛樂至死》中說，印刷業枯萎，以電視為代表的娛樂興起。政治、新聞、教育，都“淪為”了娛樂本體。
凱恩斯1930年承諾的“每周15小時工作”的烏托邦未能實現，是因為随着消費主義的興起，我們越來越為了趨于“娛樂化”，而不得不花更多時間去賣力工作嗎？
還是這根本就不局限于“消費主義”或“經濟問題”，而是每日賣力工作的道德理念，已經深植于我們内心。内卷無限、躺平“有罪”，如果有人不願意投入自律高效的工作，就好像不配擁有幸福美滿的生活。
????《最 後 的 裡 程》
在最近上映的日本電影《最後的裡程》裡，就深入探讨了資本主義社會下，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問題。
《最後的裡程》在日本連續五周票房冠軍，是24年度日本原創電影票房Top1，兩條主線圍繞“物流中心”+“快遞公司”展開。
作為高口碑日劇《非自然死亡》和《機動搜查隊404》的平行篇，電影的創作團隊來自兩個神劇的原班人馬，導演冢原亞由子和編劇野木亞紀子再度聯袂出擊。電影主題曲也請到了為《非自然死亡》創作了《lemon》神曲的米津玄師。以及，人氣演員滿島光與岡田将生主演。
雖然主人公的心理轉變與行為動機打磨得還不夠豐富與圓滑，但作為今年口碑票房雙豐收的懸疑商業片，配樂恰到好處，算是不負期待，很過瘾了。
大型購物節“黑色星期五”的前夜，世界級購物網站的日本關東中心，發生了快遞紙箱爆炸事件。之後連續4天發生爆炸，神秘連續爆炸事件讓整個日本陷入恐懼。
剛勝任巨大物流倉庫主管的艾蕾娜（滿島光 飾），和團隊經理梨本孔（岡田将生 飾）一起應對可能還會發生的爆炸案。
...梨本孔（岡田将生飾演）帶艾蕾娜（滿島光飾演）來到之前在倉庫“自殺而亡”的山崎佑的更衣櫃前，櫃門裡寫着一串奇怪的數字“2.7m/s、70kg、0”。
2.7m/s代表的是傳送帶的速度；70kg，是傳送帶的承重量；0，在死去的山崎佑那裡，0代表着将一切歸零，他希望“自我的墜落”能讓傳送帶停下；也象征着他對工作壓力的絕望反抗，是他試圖擺脫被資本壓榨、身心俱疲狀态的極端表達。
諷刺的是，70kg，一個生命的墜落，還不足以讓物流傳送帶停步一分鐘。
對企業來說，員工的生命價值淩駕于企業利益之下。山崎佑的死，以及櫃門上的“0”，都沒能讓企業真正反思其管理模式和對員工的态度。
這不經讓我們深思，隐藏在如今如此便捷的電商經濟下的“打工人”困境是什麼？
12枚炸彈的恐吓，讓整個日本陷入連續爆破的恐慌，犧牲了數名普通無辜、購買了特價商品的百姓，換來的僅僅是傳送帶的承重增加了20kg，快遞員每單工費上漲20日元，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
*電影裡的日本快遞單王，一天可以跑200單，一單150日元，一個月工作22.5天，算下來月薪大約為3.2w人民币。
海報上寫着，“東京的爆炸，誰是兇手？”
...是為了報複資本家，将矛頭對準買特價産品的無辜民衆的山崎佑的前女友？
還是标榜着“以客戶為中心”，實際卻将利益架于一切之上的企業？
電影的最後，導演的鏡頭語言指向在馬路上來來往往的大衆，并發問“你想要什麼？”
在講述楊德昌導演那期我們也提到過，“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要什麼”，是他反複提到的主題。【看導演 . 楊德昌】沒人知道要什麼的時代，如何找到自我，成就自我？
????《恐 怖 分 子》
導演楊德昌是辯證真實與虛僞的高手，41歲時，他在《恐怖分子》裡，用精準犀利的鏡頭語言審視了那個看似平靜、實則躁動不安的台灣社會。他塑造了一個在壓力下最終走向自我毀滅的主人公。
...每日重複着機械生活，在醫院工作的李立中，在社會氛圍與自我的壓抑中，他過着沒有生氣的生活，妻子周郁芬卻想要有創新、有生氣的生活。
周郁芬與小沈的出軌成了他們無解婚姻的一種必然，就像《我的天才女友》裡萊農和彼得羅的婚姻，都是在過度壓抑之後的奮力掙紮。
《恐怖分子》裡，荒誕的一通惡作劇電話，點燃了一樁婚姻的破滅，也點燃了一個生命的自我毀滅。
導演冢原亞由子和楊德昌之所以會向觀衆們發問“你想要什麼？”
都是在向熒幕之外的我們叩問，真實的你想做什麼？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以及找到其中的連接？而不是成為資本主義壓榨下的工作機器。
????《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
這讓我想到，同樣講述快遞員、物流公司，被忽視與壓榨的工人階級的電影，英國導演肯.洛奇2019年的《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
主人公Ricky和Abbie正值壯年，08年經濟危機之前，他們家通過借貸有房有車，因為遭遇了次貸危機，讓他們背上了巨額債務，丈夫Ricky失去了建築業工作，妻子Abbie代步的車也因丈夫想要創業貸款買貨車而被出售。
準備靠送貨來開啟事業的第二春的Ricky盡可能将時間都花在了工作上，工作模式接近796（指每天從上午7點工作到晚上9點，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模式）。他自費買快遞貨車，還要承擔燃油費、維修費。工作忙碌到上洗手間也隻能在瓶子裡解決，連工作途中遭受毆打的“工傷”也不被承認，醫療自付。
他也不被允許請假，所謂的“礦工”一天，就是一天的高額罰款，他被告知是“自我雇傭”，但該罰款又得罰款，也就是，數字平台既不想承擔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又要嚴格立規，屢次罰款。
而專門為殘疾人和老人服務家庭護理工人Abbie，也因不得不依靠公交車往返于不同的雇主家中，平台也随時可能打電話要求她去護理，她感到日漸疲憊。
夫妻倆的忙碌，不僅沒有換來還款壓力的減輕，反而因為缺乏時間溝通，夫妻關系緊張，疏于對孩子的陪伴、教育，一系列因果，最終讓整個家庭陷于痛苦的忙碌。
夫妻倆其實都陷入了與平台的“被剝削”，平台還會利用道德綁架，讓再次請假的Ricky陷入愧疚。
但就像我們前面說的，合理請假本來就是勞動者應有的權益，平台不給請假、罰款，還要給Ricky增加一層道德束縛。
結尾，父親在隻有一隻眼睛受傷看不見、身體極度疲憊的狀态下，也堅持開車繼續工作。電影止步，無數工人階級整日忙碌，看不見盡頭的生活沒有止步。
在《我的天才女友》的第三季，陷入工廠工作的莉拉，也闡述過工人階級的生活：
“我跟你們不同，你們全都談及勞工階段，我對勞工階段一無所知。但我認識我工廠内的工人，我敢保證，你們隻會從他們身上學會何謂悲慘。你們能想象一天花八小時，站在及腰煮肉腸的水裡嗎？或是因為從動物骨頭上削肉，而滿布傷口的雙手嗎？又或者不停進出零下20度的冷藏室，隻為多賺10裡拉。
你們想象一下，究竟可從被壓迫過那種生活的人身上，學到什麼？女人必須啞忍被男人捏屁股，老闆一時興起，女人須跟他進辦公室，就像以前跟他爸爸，以至爺爺那樣，我們因為「抽樣搜查」而被搜身，搜身與否由保安決定，他們是老闆的線眼，他若覺得你會偷肉腸就會搜你身，抽樣搜查不僅是為了捉小偷，而是特别針對他們想占便宜的漂亮女孩，這就是我工廠的情況。工會從不前來，工人都是被勒索的窮人，聽命于老闆的法則，我付錢給你，你就是我的，我掌管你的生命、家庭，和你身邊的一切，你要不聽我的話去做，不然就會大難臨頭，你們還想從我們身上學到什麼？”
這正是導演肯.洛奇執導50餘年，堅持向我們闡述的母題——工人階級如何捍衛尊嚴與維持艱難生活，以及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個體變形與逆境。
我們很難想象，一位在上世紀60年代，畢業于牛津大學法律系的高材生，會陡然轉行做導演50餘年，并始終堅持，将鏡頭對準于龐大的底層工人。他被稱為英國的“電影社會學家”，也被視為英國“廚房洗碗槽”電影的重要接班人，也是英國工人階級的代言人。
粗粝的、不加過多修飾的風格，闡述的多來自英國底層們的真實生活，疲于奔命的快遞員、被迫出賣身體的單親媽媽、無人管教的孩童、街頭混混等等。
...肯.洛奇一次次将鏡頭對準于在底層掙紮的工人階級，闡述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個體困境，不經讓人深思，責怪窮苦的人民是容易的，但問題不僅僅在一部分人的好吃懶做，還有資本主義用工的不合理，對勞動者權益的肆意破壞。
如今社會，不局限于工人階級，我們也看到很多家庭為了忙碌工作，疏于對家庭的忽視，一代又一代重複着相似的命運。
無論是《最後的裡程》裡的中心負責人艾蕾娜、負責“最後一裡程”的快遞員父子；還是《恐怖分子》裡像機械般在醫院工作、在壓抑裡自毀李立中；亦或肯.洛奇導演鏡頭語言下無數的，無法掙脫出困苦命運的工人階級……
都在向我們揭示一項現代工作的悖論，一部分人領着高薪但做着目标感缺失、自我感覺無意義的工作，比如後來辭職了的艾蕾娜、機械度日的李立中；一部分人做着費力費時間，能給其他人帶來福利的工作，但領的薪水卻入不敷出，比如Ricky和Abbie、日本的快遞員父子、陷入工廠時期的莉拉。
《毫無意義的工作》的作者，大衛·格雷伯，得出的結論是，“一份工作的社會價值常常和它的經濟價值成反比。也就是說，你的工作越能造福他人，你獲得的收入就越少。”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裡，是這樣說的：“（打）工人對自己的勞動的産品的關系就是對一個異己的對象的關系。因為根據這個前提，很明顯，（打）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
從我們開頭提到的996、007，拼多多前幾年的“拿命換錢論”，馬克思口中的“異己化”，無論是從社會眼光的“道德束縛”，還是企業層面的“制度壓制”，都是對“打工人”在某種程度上的精神“暴力與控制”。
“工人隻有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勞動中則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勞動時覺得舒暢，而在勞動時就覺得不舒暢。因此，他的勞動不是自願的勞動，而是被迫的強制勞動。因此，這種勞動不是滿足一種需要，而隻是滿足勞動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種手段。勞動的異己性完全表現在：隻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勞動。外在的勞動，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勞動，是一種自我犧牲、自我折磨的勞動。最後，對工人來說，勞動的外在性表現在：這種勞動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勞動不屬于他；他在勞動中也不屬于他自己，而是屬于别人。”（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格雷伯直言，現代社會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狗屁工作”，這些工作通常有很高的經濟回報，但本質上毫無意義。他甚至曾面向英國居民開展了一次民意調查，結果37%的人表示自己的工作對世界沒有貢獻。
他在????《毫無意義的工作》裡也說：“你的工作就像某個老闆忘了拉上褲子的拉鍊，所有人都看到了，但大家都不會點破。”
“無意義”工作的痛苦不僅來源于目标感的缺失，還源于工作中的虛僞。
在被雇傭之前，我們以為是因為自己“有用”，或能在某個領域、技術，或項目中創造出價值感，“躬身入局”後才發現不過是自己“無關痛癢”。
德國心理學家卡爾·格魯斯提出過“身為原因的快感”理論，即，人的快樂來源（之一）于自身是推動某件事情發展進行的原因，這是每個人的基本心理需求。“一個人的工作必須擁有最低程度的完整性，他才會感覺到工作的意義，否則工作就隻是強制勞動。”
人們會在工作中，假裝忙碌，假裝自己對所在崗位有貢獻，試圖從虛僞中找到一絲意義感，這不僅是對入職之前自我意義的錯覺，還是對構建自我“有用”的破滅，時間久了，自我意識的根基甚至都會被動搖。
要讓“假裝”成功，關鍵是：工作效率不能高。
2021年，清華大學開設了一門名為《摸魚學導論》的課程，這門課程意外地登上了熱搜，引起了廣泛關注。
由此，摸魚學應運而生。當然，摸魚這項技能，一代又一代打工人都練習得爐火純青。比如，當年放棄拔牙，去文化館上班的餘華老師…..
那麼，所謂的有意義的工作到底是什麼？
如果我們在工作中感覺不快樂，但離了工作就沒有薪水過活呢？難道不應該「先生存」，再談所謂的「意義」嗎？
再則，即使不愁生存條件，又該如何重建工作的意義？
應對無意義的工作，有人會選擇開辟一門/多門副業，如果說主業讓人目标感缺失，副業則是他們發揮創造力、開創性的地方。
針對工作中意義感缺失，格雷伯也提出了一個方案，政府向每個公民都發一筆錢，這筆錢滿足個人的生存需要，人們依靠這份收入就可以生存。這項政策的目的是将生機與工作分離。這樣，人們就不會為了生存而去做狗屁工作，而是轉去做自己真正喜歡和熱愛的事情。
但這或許也得看國情，其實我們也知道，世界本來就是不公平的，就像最近網友的犀利點評：世界是一個巨大的瑞士卷，有人分到了瑞士，有人分到了卷。
人生的重點如果放過多在哀歎不公上，那屬實有些浪費了。
重點是，你是誰？你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我們現如今就是生活在工作“卷卷卷”的倫理化時代下，究竟是為自身認同“應該做的事”比較重要，還是按照社會晉升模版去做“易獲得他人認可的事”比較重要？
馬克思稱後者為“工人在ta的産品中的外化”，即工作者對其主體性的壓抑。
人們在“物資刺激”的驅動下，容易不再關注長期利益，隻關注眼前獎勵。
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裡說，勞動者的關切點“從集中于行動對象的命運之上被拉了回來。它們被強制地轉向另外一個方向——即将開展的工作和出色地完成這些工作。行動的’目标’過得怎樣和有什麼樣的感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動者機智、有效地完成其上司交代的任何事務”。
人是有情緒的，個人的精神面貌、精神狀況很大程度上決定了ta的産出效率。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會看到越聰明的企業管理者，越會花一部分精力去關注員工們的精神面貌。
日本至今很多企業的終身雇傭制，就給了員工們很強的歸屬感，所以相對來說員工們會更敢從公司的整體利益出發，去提意見。
而如果你與上級領導的關系直接決定了你的工資、提成、獎金，你還敢提意見嗎？或者說，你敢提真意見嗎？
物資刺激，是資本主義，對公司上下人員瓦解的最直接刺激。
今天，我們想要站在一個更客觀的角度，經由資本壓榨、道德束縛、工人階級被剝削、摸魚、假裝工作、物資刺激……林林種種現代工作的“悖論”，打開我們在工作之上，看到更深層社會問題的窗。
要找回缺失的工作意義感，不僅僅要員工自身有意識，要有改善現有狀況的措施，更需要組織有所為，上下配合，從認知、關系、具體任務上協調配合改善。（*在《人生切割術》那期我們會詳細探讨）
也有人認為，探讨工作意義本身，才是沒意義。無意義的工作始終會存在，平庸的80%也是一代又一代。對自身工作的意義定義，本身也是偏主觀的。
*意義是人對自然或社會事物的認識，是人給對象事物賦予的含義，是人類以符号形式傳遞和交流的精神内容。人類在傳播活動中交流的一切精神内容（包括意向、意思、意圖、認識、知識、價值、觀念等等），都在意義的範疇之中。
陳嘉映在《何為良好生活》中說：“人的整個生存，包括他的德性，跟他的勞作結合在一起，并通過他的勞作跟一個興趣—勞作共同體結合在一起。”
也就是說，工作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你與你選擇的工作之間形成的交互方式，是你與工作之間動态的關系結構。
很多在自己熱愛的工作中，找到工作的意義的人，都提到過一個共通的觀點：找到自己熱愛的工作，或是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意義。
也就是，他們意識到，工作不隻是一種謀生的手段，它構建了我們生活本身。努力工作不隻是達到晉升、提升工資這些目的，在某種程度上，努力工作本身就是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