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家庭最常見的一種模式是：我們在聽話與孝順中長大，卻在疲憊與沉默中老去。
如果你也曾無數次覺得，自己不是在“愛父母”，而是在“還債”；如果你曾經不敢崩潰、不敢憤怒，甚至不敢“離開”——那你可能來自一個東亞語境中非常常見的、看似正常卻深藏情感病竈的家庭結構：自戀型家庭。
劉若英的新作《忘了我記得》，表面上講的是一個中年女兒與年邁父親之間的溫情故事，但真正揭示的，是一種長期潛伏在東亞家庭系統裡的“隐性創傷”：在沉默、錯位、忽視中成長的孩子，如何在成年後，仍被困于“被需要”與“怕被抛棄”的心理循環中無法自拔。
...我們先來厘清幾個關鍵概念。
如何定義「自戀型家庭」？
“自戀型家庭”并非精神病學中的正式診斷術語，而是心理學和家庭系統理論中的概念。
在心理學家卡瑞爾·麥克布萊德的《家庭的羁絆》一書中，“自戀型家庭”被描述為一個——父母将孩子視為自我價值延伸的“場域”，而非獨立個體。這種家庭結構下，孩子不是被愛，而是被“需要”；不是被理解，而是被“利用”。
...需要注意的是：人都有自戀成分，并非所有“有點自戀”的父母都是“自戀型父母”，更不是所有“自戀型父母”都患有「自戀型人格障礙（NPD,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我們要理解這個區分，需從心理學、精神疾病診斷标準、家庭動力系統三個維度來分析。
在心理學中，“自戀”并非天然是貶義詞。它可以理解為一種健康的自我關注與價值确認機制。
就像我們都希望被認同、被理解、被需要；我們對自己的成長、成功有合理的自豪感。
這是“健康自戀”的一部分。一個沒有任何自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抑郁、自我消解、自我價值低下的表現。
那什麼又是「自戀型家庭」呢？
根據卡瑞爾在《家庭的羁絆》中的定義，自戀型家庭有以下幾個核心特征：
1.家庭成員之間的界限模糊：父母把孩子當作自己情緒的延伸或工具，而不是獨立個體。
2.與父母間的情感交換，是“有條件的”：隻有滿足父母期待（成績好、懂事、順從），孩子才“值得被愛”。
3.父母需求優先：孩子的情緒和需要常被否定、忽視或貶低。
4.角色反轉（Parentification）：孩子承擔起照顧父母、安撫家庭氣氛的責任。
5.情緒控制強：父母以愧疚、羞恥、沉默、操縱來控制孩子。
知道“自戀型家庭”的核心标準後，我們來看看具體的判定标準：
如果你長期感覺，注意，是長期哦，你必須“表現得好”才會被父母接納；父母常常打壓你的表達、自主、界限感；你總是想“保護父母”而忽視了自己。那麼，你很可能來自一個自戀型家庭。
很多人會問：所有“有點控制欲”的父母，都是“自戀型父母”嗎？
答案是否定的。我們需要區分“有自戀特質的父母”與“有嚴重病理性的自戀型父母”
什麼又是NPD，即自戀型人格障礙呢？
NPD是精神疾病診斷中的正式術語，出現在DSM-5（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中，屬于人格障礙的一種。
NPD的診斷标準包括以下9種：
1.對自己重要性的誇大（例如誇張成就、才能等）；
2.沉溺于無限的成功、權力、美貌等幻想；
3.相信自己是“特殊的”、隻能被同樣“特别”的人理解；
4.需要過度的贊美；
5.對人際關系有強烈的特權感；
6.人際關系中常利用他人達到目的；
7.缺乏共情；
8.嫉妒他人或認為他人嫉妒自己；
9.傲慢的行為或态度。
9項中，至少有五項（≥5）的表現，才能診斷為NPD，且，隻有符合一套連續性模式，且這些模式嚴重影響其社交、職業或日常功能，才可被診斷為人格障礙。
我國針對NPD的研究相對較少，2019年，有研究者對咨詢中心的門診患者群體進行調查，檢測出的NPD個體在患者群體中的概率大約為4%，男性數量多于女性。
...美國社區的NPD患病率在0~6.2%之間，其中男性大約為7.7%，女性大約為4.8%
...但是呢，NPD在人群中的患病率，其實是難以确定的，很多真正的NPD患者，是意識不到自己有問題的，因此他們極少主動求助，導緻NPD的實際患病率遠高于統計數據。
回歸到我們個體家庭，又怎麼區分“有自戀”的父母vs “NPD父母”呢？
可以比照以下特征對比：
...回到劇裡：《忘了我記得》裡的程樂樂，來自一個怎樣的家庭？
母親：逃離式忽視型
程樂樂的母親曉芳，在産後患上抑郁症，在樂樂8歲時，選擇離開，是一種“消極性自戀”的行為。她不是主動傷害孩子，而是因為無法承擔母職，選擇了“逃”。她不是NPD，而是處于創傷-抑郁中的女性角色。
也就是說，她是那種“沒有能力完成母親職責”的母親，不是有惡意的自戀者。
...父親：功能性無能+情緒忽略
程樂樂的父親程光齊，不能做到精準的溝通，看起來他能侃侃而談，但隻是通過冷笑話、外星人等較為荒誕的說法來表達信息。
他也無法正面表達對女兒的“愛”，他和女兒從未正面交流情感，女兒失業那晚，父親明明擔心她晚歸，但羞于表達，而是通過看電視掩蓋自己的擔心，這是情緒表達的錯位。
父親的行為表現出的是“功能性退化+缺乏共情的控制性依賴”，可以歸類為典型“自戀型父母”中的“無能型”，但不是“人格障礙”NPD。
孩子在自戀型家庭中成長，往往會習慣“被需要”來确認自我存在的價值。這也正是為什麼，程樂樂在失業、離婚、被社會邊緣化之後，仍然堅持照顧患病的父親——因為那是她唯一還能夠“被需要”的地方。
樂樂之所以愛「脫口秀演員」這份工作，是因為脫口秀演員讓她覺得，她不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對生活感覺到無力的人，她站上台，講那些她解決不了的問題，嘲笑那些悲慘的事情，陌生人的笑、陌生人的懂，給予她力量。
所以當霍建華飾演的丈夫，張凱，說出讓她不要再做脫口秀演員時，她有種被擊潰的無力感。
樂樂：“張凱在人生最低潮的那一天愛上了我，卻在他人生最高潮的那一天，決定離開我，也許我們不是不愛了，我們是太努力了。”
張凱婚後，新晉為律所合夥人，他是典型的中産家庭培養出的精英，程樂樂家庭則是普通家庭，她一天要打兩份工，白天是收銀員，晚上去講脫口秀。
他們的婚姻很快因為階層不同、價值觀不匹配、無法共情對方，分崩離析。但我們這裡并不是在說是這些所謂的“條件”不匹配，導緻他們婚姻破裂，而是兩人心理都有傷口未療愈，且在一起時，并沒有培養出共同療傷的能力，才破裂的。
...原生家庭有創傷的人，如果不去治愈那個“傷口”，會無意識地在成人關系中重複童年經驗，試圖修複、重演或确認自己熟悉的情感模式。
也就是說，你選擇的伴侶，往往是你内在熟悉的情感模式的投影。
張凱走了後，樂樂又被父親叫到醫院，指認給她看，媽媽的遺體。
原來爸爸早已和媽媽取得了聯系，媽媽身邊的朋友也知道，唯獨作為女兒的她，還做着那個要去美國找媽媽的夢。從8歲起，她就不停練習英文、後來第一份職業選擇為導遊，都是為了這個夢，但見到媽媽遺體那一刻，她的夢碎了，世界也分崩離析、天旋地轉。
樂樂：“作為一個女兒，我沒有原諒你，但是作為一個女人，我可以理解你，你隻是，累了嘛，你被恐懼壓垮了。你……想做自己，你很辛苦，你壓力很大，可是你知道嗎？其實我很羨慕你，因為我覺得你比我勇敢。”
這讓我想到，埃萊娜·費蘭特在《暗處的女兒》中，刻畫的母親勒達。在生下兩個孩子後，她同樣疲憊、失控、自責，并最終選擇“逃離”孩子。而很多人對此的第一反應也如出一轍：指責。
沒人懂勒達的痛苦，沒人懂樂樂媽媽的痛苦，是來源于那種“既想做一個好母親，又渴望保留自我”的撕裂。
長久以往，我們歌頌“母親偉大”，但不允許她疲憊，這是「母性神話」最深的悖論。媽媽也是人，有人适合做媽媽、有人更渴望自由，但社會和輿論不明辨是非，也不給個體選擇或理解。
就像費蘭特說的：“她們不是痛苦的女人，她們是抗争的女人。”
後來，程爸患上阿爾茲海默症，樂樂變成了那個不停在工作、生活、程爸中周旋的照顧者。
《忘了我記得》在結構上看似主要在講的是父女，但它實質上是一部關于“母親性”的作品。母親的“抛棄”留下了一個被愛空缺的女兒，她長大後再一次變成照顧者。這種角色的繼承并不源于生理，而是源于「社會性别角色的深度内化」。
《暗處的女兒》裡，勒達曾說：“母親的感受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否‘做好了’母親的樣子。”
程樂樂也一度陷入這種“表演”：她不敢崩潰、不敢拒絕、不敢離開。即使在失業、失婚、失去母親之後，她仍然覺得“我還可以再堅持一下”。
而這，恰恰是現代社會對“照顧型女性”的隐性壓迫：母職内卷、孝道綁架、照護責任單向傾斜等等。
程樂樂不是在表演“母性”，也不是在成就孝道，她隻是在努力讓生活維持住一種“沒有崩壞”的平衡。在她哭着說“你别走”，又哭着說“你别一直走不了”的時候，我們終于理解：愛的表達，有時候隻是——我真的撐不住了，但我還在撐。
“被抛棄”的恐懼
劇裡，“被抛棄”是母女、父女關系中反複出現的情節内核。
小時候，程樂樂以為媽媽“不要她了”，長大後，她害怕自己也将“抛棄”父親。父親年老失能後，說出了那句讓人心碎的話：“不要把我送走，就像小時候我不想被送去鄰居家一樣。”
這是《家庭的羁絆》中卡瑞爾·麥克布萊德所指出的“創傷性家庭動态循環”的再現：在自戀型家庭系統中，孩子常常被情感忽略，或被情緒吞噬。他們在長大後，會以某種形式重複原生家庭的關系模型——在“被需要”與“被抛棄”的恐懼中搖擺。
父女之間的角色悄然發生了調換：父親逐漸“退化”為一個年幼的孩子，而樂樂不得不扮演起“母親”的角色。她要提醒父親吃藥，擔心他走丢，洗澡、如廁、飲食……無數細碎的日常構成了“照護關系”的高壓枷鎖。
不是“原諒”，是“記得”
片名《忘了我記得》，有點拗口啊，它的重點在于“記得”，通過女兒之口傳遞出來：“你忘記沒關系，隻要我一直記得。”
“記得”并非字面意義上的記憶保留，而是一種「情感的繼續。記得，不是為了沉湎于傷痛，而是為了在世的人，繼續活下去。
飾演父親的秦漢，在幕後的采訪中說，劉若英，是“接近藝術家的導演”，的确啊，《忘了我記得》中，有幾場戲都非常美、非常具有靈魂的共振，女兒在丢掉媽媽的遺物之後，又後悔了，拼命沖向跑遠的垃圾車，好像是要拼了命地去抓住，那再也抓不住的母愛；
我們看到的程樂樂，并沒有被浪漫化。她很累，她會崩潰，會摔收音機，會對失能的父親說“你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好”，然後在愧疚中哭着說“對不起”。
在她身上，是一群現實社會裡最真實，卻被隐形的群體：被期待永遠堅強的照顧者。
盡管她後來在整理父親遺物時，看到父親的錄像，似乎與自己和解了。看到了自己不曾看到的“父愛”，也忘記了是自己塞給母親番茄醬的瓶蓋，說“你可以走”。
...《忘了我記得》并不是隻講一個人的故事，它講的是一群人，一群特别是在東亞尤為常見的，中年人的集體困境。
當我們三十歲、四十歲，終于有一點點“自我實現”的空間，卻發現——原生家庭的傷還沒好，父母已經老去甚至失能了。我們未曾好好享受“自由”的一瞬，就又被拉回了“照護”的枷鎖中。
我想，導演劉若英并不想歌頌孝順，也不試圖感動誰。
她隻是讓我們看到，當父母老去、孩子沉默、家庭關系瀕臨斷裂的時候，還有一種方式可以修複：不是“原諒”，而是“記得”。
這也是劇的結尾，最高級的一點：它沒有強行要求“寬恕”。樂樂最終并沒有說“我原諒你”，她隻是說：“你忘記沒關系，隻要我一直記得。隻要我講，我就不會忘，一直講到，我也忘記的那天。”
記得，就夠了。
記得的權力，就是愛的延續。
盡管愛有殘缺，但它于個體而言，也彌足珍貴。
如果你也成長于「自戀型家庭」，歡迎留言聊聊你的故事。下一期，我将出一期「如何從原生家庭中解脫和自愈」的内容，讓我們一起來解答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