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口徑女郎》這個引人睱思的稱謂顯示出一種未來主義式的後人類幻想，但影片在具體的影像實踐中又退回到了保守的賽博價值觀的陰影下，并演變為對賽博格宣言的滑稽戲仿。在費拉拉的鏡頭下，Zoë Lund被塑造為一個反本質主義的混沌主體，她的報複行為來源于一種古老的左翼幻想，在粉碎舊有體制（即從肉體上消滅所有男人）之後，群衆們(女性)便會自發的投入新體制的懷抱與建設之中，影片的最後一幕已然揭示出這股反建制的自毀性能量的終末時刻。不過，在 Zoë Lund拾起手槍、穿上修女服時，費拉拉已似有意似無意地為觀衆指出了一種仿安迪沃霍爾式女性策略的實施可能：即主動進入父權機器并從内部颠覆——以一個持續性的異質他者的身份。另外，現代都市的國家權力機關缺場亦是此類B級剝削電影的慣用手法——象征現代文明的城市卻是毒品和性犯罪泛濫的溫床，警察和其他執法機關要麼總是姗姗來遲，要麼幹脆無動于衷。費拉拉在此表露出的是對虛僞肮髒的現代性暗面的純粹拒斥。現代性标謗的進步，不過是将"新的廢墟堆到舊廢墟上"，在這裡，古典生命政治失效了，有的隻是一個個被權力生産出的孤零零個體和一場場普遍化的關于權力争奪的被動性戰争。